刘连喜：引发争议并不奇怪，但实际上没什么好争议的，什么东西都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放轻松些，老百姓生活本来就挺不容易的了，看个小品，笑了，就是最大的意义吧。总想一厢情愿地升华一下、煽情一下、说教一下，才是对老百姓智商最大的蔑视吧。

　　陈小川：小沈阳没有什么文化的微言大义，不过回归了本源而已——就是给受众带来快乐。

　　俞虹：这个现象再一次证明了央视春晚的强大影响力，并且从另一个方面引发警示：央视一寸口，地方尺丈沟！在春晚有限度、有意义诉求的小品表演，出现在一些地方媒体上时则是弱化价值意义凸显二人转特色戏份儿的表演，有的甚至在以突破底线的“笑声”换取收视率，不能不让人担忧。

　　二人转的传播语境，是小剧场、购票、成人受众、有限的空间和特定的观众，所进行的是有控制有限度的小众传播。作为一种地方文艺样态，有其独特的价值，但它是否适宜全盘进入开放的没有分级的大众传播媒体，无门槛地进行接收，是值得斟酌的。

　　朱虹：“小沈阳”现象的产生，说明社会需要“阳春白雪”，也需要“下里巴人”。这类节目在政治上无害、艺术上有创造，深受群众欢迎，应当给它以一席之地。当然，小沈阳要想走得更远，火得更长久，还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素质，不能仅仅靠模仿等三板斧。

　　央视大楼起火

　　胡智锋：天灾人祸总是引人关注，央视大楼起火损失惨重，令人唏嘘，遗憾的是这一惨剧在社会上引发的议论却少有同情，更多是幸灾乐祸，甚至是唾骂和质问。尽管这不乏百姓借此事宣泄对贪污腐败的愤怒情绪，但也不可否认其中包含了公众对媒体的某种态度。

　　这种情绪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所致，可谓由来已久。这值得我们电视媒体反思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在观众中形成的形象和角色，我们的责任担当是否到位？如何重建电视媒体应有的公信力和美誉度？

　　刘连喜：让人深思的是老百姓对此事的反应，恶搞的、幸灾乐祸的、看热闹的……一场大火测出了老百姓与中国这个最强势媒体的心理距离。如何挽回失去的人心，或许比如何挽回火灾造成的损失更考验领导者的见识和智慧。

　　白岩松：大火是一场悲剧，但透过人们对大火的神情，作为主流媒体却该品读出另外的悲情因素。这里面蕴藏着人们对僵化面孔的厌倦，对传媒改革的不满。虽然，央视也不过是代人受过。

　　尹鸿：那个被戏称为“大裤衩”的央视新楼，命中注定从襁褓中开始就是新闻频发的“明星建筑”。一把大火成为新闻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央视因为种种原因采取了为自己讳的方式，结果欲盖弥彰。不仅在网络上信息爆炸，而且也加重了一些人对强势机构幸灾乐祸的心理。

　　一个媒体，如果自己都不公开透明，那么伤害的很可能是公众对媒体权威性的怀疑。出现负面事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不当的传播策略，使负面事件的负面性被放大。

　　俞虹：这场大火的悲剧不仅在于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更在于整个事件对于央视作为国家媒体所产生的令人担忧的负面影响。媒体以自身的行为诠释着新闻的定义，塑造着媒体形象，百姓心里透亮。如果一个媒体缺少自我认知、批判的勇气，又如何让人心悦诚服地信服它对社会的监督呢？

　　张志君：央视大楼起火，舆论对此次事故已有许多分析，而其中有个细节，似乎更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最先出来报道此事的是网络媒体，作为具有强大的现场直播能力和资源的央视在第一时间“失语”。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央视未能及时正视事实、纠正错误，而是采取了转移话题、分散舆论热点的应对策略，影响到其在观众心目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种不敢报道“后院起火”新闻的现象，应该给中国其他新闻媒体敲响警钟。

　　喻国明：大火中的社会狂欢，比大火本身更值得人们警惕。

　　广电总局频发“禁播令”

　　白岩松：红头文件的色彩依然浓厚，以至于有些“合理”的禁，都显得不够“合理”。

　　刘连喜：禁播令有点“目的正义”的意思，至于“手段”是否正义就有待商榷了。“一刀切”的做法损害了观众的选择权，而在媒体多元化的今天，“禁播”更显得力不从心，甚至适得其反。

　　时统宇：可以说，时下有些广播电视台的传播行为已到了令人厌恶的境地。广电总局的禁播令频繁下发，本以为令行禁止，没想到事与愿违，那些“不法的内容”不但继续逗留在屏幕上，而且还和禁播令大张旗鼓地“叫板”。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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