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虹：在我国目前尚不能廓清国家电视、公共电视、商业电视体制问题的现状下，在相关法律尚不够健全的现实背景中，靠媒体人的自觉意识、社会责任、职业道德作为唯一的支撑，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所以适当的行政干预不可或缺。频发禁播令，不是管理者尺度加紧了，而是传媒现实境况使然。当然，人们有理由期待上级主管既是消防队员，更是建设者，积极推进媒体制度改革、完善法规建设的步伐。

　　张颐武：监管方式如何科学化，是当下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如何在复杂的媒体环境和社会的多元状态中寻求更加科学的管理，值得思考。

　　朱虹：“禁播”作为一项严厉的行政管理措施，广电总局对此也是慎之又慎，运用的频率是很低的。现在有些媒体所说的禁播令并不存在，如对电视剧《蜗居》，对港台主持人，广电总局并未发过禁播令，但网上却频见“禁播”说法。

　　7·5事件报道

　　朱虹：中国政府采取了开放态度和公开透明原则，在第一时间允许境外媒体前往采访和报道。这是我们继汶川地震后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又一次成功尝试。事实再次证明，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乃至整个新闻宣传工作，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都必须始终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

　　陈小川：公开透明所蕴含的，有不公开透明时估计不到的力量。

　　陆小华：7·5事件报道，启之于应急，但整个报道过程的延续，显见是吸取了历史经验的有序展开。不仅向境内外媒体迅速提供了采访条件和帮助，更以一系列有力的动作，通过各种新媒体手段直接影响海外受众。其中，更渗透着媒体融合的成功实践。通过7·5事件报道，不仅体会到自信的公开，更体会到自信的主动传播。

　　刘连喜：又一次见识了西方媒体在此类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歪曲伎俩。与上次3·14事件不同的是，中国媒体和中国网民的表现都更加理性和成熟，用事实和法律说话，有理有节。

　　国庆60周年报道

　　白岩松：传统的话语悄然改变，“人”与“细节”丰富并完善了相关报道。不是进步，而仅仅是向传播规律的回归。

　　陈小川：在改革进入深水区，遇到的问题世所罕见的时候，中国人需要一种国家认同的理由。

　　尹鸿：一个精心准备、周密计划、万无一失举办的国家大PARTY，被电视呈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中华复兴、国家富强的符号，被这个献礼活动放大得酣畅淋漓。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叹，多亏有了电视这样一个伟大的发明，我们才能有眼前目睹的这种盛况。20世纪出现的电视，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总统，改变了奥运会，改变了政治人物的音容笑貌，改变了明星的言谈举止，改变了生活，改变了人们对自我、对国家、对世界的认同。媒介为我们创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媒介为我们提供了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处世界的镜像，而我们常常也把镜像当做了生活本身。

　　世界媒体峰会在中国召开

　　尹鸿：胡锦涛总书记在峰会上出现，表明一个国家不仅要在经济上有发言权，在文化上同样需要发言权。中国要说话，中国要发言，中国要对话，中国要交流，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一种必然趋势。当然，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更习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如何说话，如何交流，还是一个大考题。

　　白岩松：过去向外，我们的内心总在强调人家与我们，以及我们与人家的不同。因此往往自说自话，无法沟通。而今，我们应立足于更多相同的认识去沟通，将心比心，入心入眼入耳，而不是口号满天飞。中国形象，需要一个全新的塑造。

　　陈小川：“走出去”以后怎么办是关键。对牛弹琴，弹琴的人要负主要责任。

　　微博客流行

　　陆小华：微博在一些群体中的突然流行，与其说是一种时尚认同，不如说是“便利性决定传播有效性”的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又一次得到确认。当今世界受众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受众的移动化，即移动需求成为需求的主流部分。这种移动需求不仅是接受，更是传播，是移动中的受众自己要加入传播。移动接受与移动传播成为两种殊途同归的重要驱动力量，会促使传播格局发生更耐人寻味的变化。

　　刘连喜：新浪微博的出现无疑是2009年最引人注目的新媒体事件之一。它将手机传播的即时性和社区网站人际传播的聚合性相结合，使讯息得以在第一时间迅速传播。这种特性是以往任何传统媒体和网络中的传统业务，如博客、论坛等都不能比拟的，无怪乎很多传统媒体人纷纷注册微博。当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