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背叛谁

　　——米兰•昆德拉与译者的失和

　　彼得·库西是第一个翻译昆德拉作品的美国译者，他的译本《生活在别处》(1974)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对此昆德拉甚为满意，他请求库西也将《告别圆舞曲》译出。1976年译本以《为了告别的聚会》为题出版。70年代后期，库西翻译了昆德拉新创作的几个短篇故事，《克莱门第斯的帽子》刊登在1979年5月出版的《纽约客》上。此后不久，克诺夫出版社拒绝让库西继续做昆德拉的译者。库西说：“我把分手的原因归咎于编辑们的阴谋。”昆德拉则写道，克诺夫出版社“给出的理由让我很费解”，那个时候“我完全信任”库西。看起来当事人都很迷惑，但在译者和作者之间并无芥蒂。

　　昆德拉运气很好，克诺夫找到的库西的接替者是一位同样尽职的译者，他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亨利·海姆教授。海姆曾为一家学术期刊翻译过《玩笑》中的一章，当时的英国译本把这章删除了。昆德拉“被这种对受到虐待和羞辱的文学表示同情的高尚举动所深深感染”，开始的时候，他给予新译者与库西同样高的评价。海姆的《笑忘录》(1980)英文译本取得了文学和商业的成功。他的行文清新流畅，似乎是昆德拉作品的最佳载体。

　　作者与译者间的这种和谐没有维系多久。此时，阿伦·阿舍介入进来。也许昆德拉终归会与海姆失和，但作为昆德拉的编辑，阿舍卷进了二人最初的争论当中。

　　70年代末昆德拉迫切需要一家能够迁就他对翻译一丝不苟态度的美国出版商，阿舍很快把他吸引到Harper&Row出版社，让海姆继续做他的译者。“我很欣赏海姆翻译的《笑忘录》。”阿舍说。他委托海姆重译《玩笑》，另外再翻译一部新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一部旧剧《雅克和他的主人》。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阿舍认为这些合作颇具几分讽刺意味。

　　风波始于80年代中期，昆德拉开始查看海姆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译稿。阿舍说：“昆德拉已能够用英文向我表达他的疑惑。”昆德拉标示出自己认为有问题的段落，征求他的意见。阿舍回忆道，修改译文是“非常困难”的，部分原因是传真机在当时还未普及。昆德拉用法语给阿舍写信，阿舍则用英语回复，校对工作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昆德拉说：“那几个月真烦人呐！”

　　这是阿舍第一次和昆德拉亲密合作，此后这种合作迅速加深。然而阿舍声称，合作的结果“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新译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是海姆的译本，保留了他的翻译风格”。

　　海姆记忆中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修改过程多少有点不一样。他说：“我和昆德拉通了很多封信，但由于我们用捷克语交流，阿舍对事情的原委并不了解。”据海姆所说，译者和作者的通信往来“非常友好”。某些地方海姆作出让步，某些地方则坚持己见。

　　那时候，不和尚未公开。

　　连昆德拉本人也颇为迷惑，“是我对翻译太着迷了吗？我也不知道”。他为自己辩护说，近二十年来捷克语读者只占其读者群的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我的书以翻译的形式存在，这些译本被阅读、评论、评价、接受或者拒绝，我怎能不关注翻译。”

　　然而，关注有别于毫不宽容。

　　通常情况下，译者处于要么忠实、要么自由的两难境地。如果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译文即便能被理解，也难免支离破碎。但如果自由调整原作的结构，以便达意清晰，就有可能丧失成就其文学作品独特性的语言细节。正如一个意大利谚语所说的，“漂亮的从来不忠实，忠实的从来不漂亮”。

　　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瓦尔特·本雅明做出了一个极端选择来解决这个难题。他主张忠实于原文，即使是以损害译文的优雅和意义为代价。本雅明说，支离破碎也好，因为这表明译者没有抹去令原语区别于译入语和二者所共同追求的纯语言的细节。本雅明的翻译理论优雅地浮在云端，却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尽管他提倡对原文进行“句法层面的直译”，但也承认这种译法会构成对“可读性的直接威胁”。

　　然而，昆德拉所采纳的就是本雅明的极端忠实论这类主张。他甚至怂恿他的译者不要顾及译文语法正确与否。如果他听说有人赞誉一个译本的文笔“如行云流水”，他会非常恼怒。他甚至把自己特异的标点用法视若珍宝，夸耀说“有一次就因为一个出版商想把分号改为句号，我便弃之而去。”他坚持认为，不怕译文语言听起来怪异的译者不仅能够更准确地传达作者的风格和思想，而且还可以丰富译入语。

　　1988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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