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在这篇序中说，每一个艺术家都“在他的内心深处保留着一眼唯一的泉水，在其一生中滋润着他之所是和他之所说”，“对于我，我知道我的泉水在《反与正》之中，在这个交织着贫穷和光明的世界之中，我曾长期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其回忆仍然对我保持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危险，这危险威胁着每一个艺术家，那就是怨恨和满足”。对于“贫穷”，加缪没有“怨恨”，对于“光明”，加缪从不“满足”，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危险”，乃是加缪毕生避之惟恐不及的陷阱：因为没有怨恨，加缪义无返顾地投入每日的生活；因为从不满足，加缪时时刻刻地捍卫个人的自由；他是一位感到幸福的西绪福斯。这眼滋润着他的一生的泉水是支配他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本的、原初的动力，这种动力的名称叫做知识分子的“良心”。由于这种良心，他可以在斯德哥尔摩面对一位阿拉伯激进分子说：“我一直谴责恐怖，我也谴责盲目地发生在阿尔及尔街头的恐怖主义，有朝一日它会危及我的母亲或我的家庭。我相信正义，但是我在捍卫正义之前要捍卫我的母亲。”有人指责加缪，说他居然把母亲置于正义之前，但是，试想一个人能够不顾母亲的安危而奢谈正义，他的正义不成了虚伪吗？连母亲都不爱的正义还是正义吗？加缪的话是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话，这是他内心最隐秘处的呼喊，而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勇气非有良心者不办。

　　《〈反与正〉序》开宗明义，首先说的是“贫穷”，他说：“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播撒着它的财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的确，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加缪一直是贫穷的。幼年的加缪，家里甚至没有一张写字的桌子。然而，贫穷使他懂得了“自由”，他说过：“我不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学到自由的，我是在贫穷中学到的。”加缪并不赞美甚至炫耀贫穷，他只是不怨天尤人，也不仇恨财富，不嫉妒别人的富有，不把贫穷当做享受生活追求幸福的障碍……如此而已。“在非洲，大海和阳光不费分文；障碍反倒在于偏见或愚蠢”；加缪免于偏见和愚蠢的折磨，一是在于他的亲人，他的家庭几乎什么都缺，却什么也不羡慕；二是他“忙于感觉，无暇梦及其它”，一句话，“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羡慕”，他没有时间浪费在观察、觊觎、甚至掠夺他人的财富上，所以，当他在巴黎看见“很豪华的生活”时，他产生的是“疏远”中的一丝“怜悯”。在他看来，窘迫和快乐并不总是对立的，他说：“我从来也不能沉醉于人们所说的室内生活(它常常与内心生活相反)；所谓的资产者的幸福使我厌倦，使我害怕。”加缪在17岁的时候，患上了肺结核，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疾病使他“恐惧和失望”，却没有使他“悲伤”，最后竟帮助他形成了一种“心灵的自由”，避免了“怨恨之心”，从而更加热情地投入到灵与肉的狂欢之中。他的苦难，他的快乐，都来源于他所生活的世界，所以他说：“我生活在窘迫之中，生活在某种快乐之中。”改变生活，是的，但不要改变他生活的“世界”，这就是说，生活是人可以决定的，但是世界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苦难使他不能认为“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好的”，阳光告诉他“历史不就是一切”。历史的具体表现是政治、政府、政党以及他们从事的活动，例如战争，因此，历史常常但是没有权力干预个人的生活。我们常说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人的生活可以自外于历史的限制，就是说，试图以历史的名义限制人的自由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希腊人是个幸福的民族，他们没有历史”(《笔记Ⅰ》)。他在《普罗米修斯在地狱》中说：“历史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连欧石南也不长。然而今天的人还是选择了历史，他不能也不该离开它；但是，他不是让历史为自己服务，反而日益成为它的奴隶。”人类创造历史，人类赋予历史以某种意义，人类也在历史的演进中实现或摧毁某种价值，但是，人类往往不能驾驭历史，反而成为他的奴隶或成为某些人假历史之名成一己之私的工具。加缪并非一概地否定或反对历史，他否定或反对的是崇拜甚至神化历史的历史决定论，即人不能违背历史的所谓目的。他问道：“我们会有力量让欧石南再生吗？”他用欧石南这种野花象征人的鲜活的生命。他呼唤“正义之子”，“他们恰恰知道没有盲目的正义，知道历史没有眼睛，因此必须抛弃它的正义，尽可能地代之以精神孕育的正义”。加缪认为，未来的日子“可能摧毁”他的一切，恰恰没有摧毁他对生活的“无节制的欲望”。“未来的日子”可能就是历史的种种表现，如暴政、战争等，而“无节制的欲望”却“在《反与正》的最阴郁的篇章中爆发出来”。

　　《反与正》的五篇随笔，几乎都是阴郁的，然而在阴郁的背景上，有几抹亮色，悲伤和快乐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