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生，就会有人死，生死相随。人世间是这样，可说到具体某个范围，就不是了，比如我们不能说走了一个塞林格，就会再有一个差不多人的作家出世。塞林格是那种绝决得让人无法理解的人，据我不靠谱的记忆谱系，他是唯一一个不跟这个世界玩的著名作家。成名之后他拒绝了所有找上门来的东西，广播、电影、续集等所有版权他都一一拒绝，与其说他在拒绝某个商家，还不如说他是在拒绝这个世界。从拒绝长大到拒绝整个世界，塞林格用区区几十万字就锻造了自己大师的地位，也许从此世上再没有厌世的弥尔顿了。

　　说到走掉的人，当然还有侯麦。不知道是不是出版社有先知，对于侯麦和他的影迷来说，这本恰到好处的《绿光》(凡尔纳著，王琪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再版，应该是一次不错的纪念。埃里克·侯麦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他那悠长的抒情调子，总是可以击中一些对生活准备不足的年轻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一生的影片，我觉得用“寻找并质疑爱情”非常合适。“谁能看到绿光，谁就能找到幸福”，这是凡尔纳《绿光》中的一句话，侯麦从凡尔纳的这句话中得到了灵感，借题发挥成一部寻爱的电影，当我们每个人对爱和幸福都保持着一副恭候多时的姿态时，是否真的可以得到，侯麦用热情展现了一次次无动于衷的表情，其实，他很悲观。

　　就像被挖掘、被发现的曹操墓地一样，出版界也有人在做着挖掘和发现的工作，比如翻译和出版一些被埋没的天才大师。只是我们被哄骗的太多，一些所谓的发现不是再次沦为“被埋没”的灰尘中，就是欺世盗名而被人唾弃。刚刚出版的这部《鳄鱼街》(布鲁诺·舒尔茨著，杨向荣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其实大名在小说读者中早已有之，不存在被哄骗一说。还没来得及仔细看，我也不能在这多说，多说会露怯，只是提醒一下关注小说的读者吧，不要被腰封上印满了著名作家推荐吓坏了，它可能真的值得你看一看。

　　《鳄鱼街》的作者舒尔茨在死于纳粹枪杀前，画画和写小说，毫无疑问纳粹的兽性对其创作有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因为纳粹兽性而产生的《鼠族Ⅰ：我父亲的泣血史》、《鼠族ⅠⅠ：我自己的受难史》(阿特·斯皮格曼绘，王之光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12月版)，是一部漫画作品，作者用图像作品同样表达了阴郁并让人不安的内心世界。作为一部历史上惟一获得过普利策奖的漫画作品，它逼真地再现了纳粹时期的黑暗，逼真的逃亡故事来源于真实的经历。人都一样的，在历史的关头总要做出个人的选择，也许在宏大的历史面前这样的选择算不上什么，但它却是构成个人生活的最重要部分。漫画作者分别讲述了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遭遇，并且有着独立而完整的精神寄托，本书虽是漫画，却并非我们惯常以为的卡通，也许这种残酷的现实只能用作者的粗粝风格来展现。

　　给小人物树碑立传已经成为文学写作的一种模式，对于今天大多数仍然容易陷入宏大历史中不能自拔的人来说，这种写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部浩瀚的历史。美国作家耶茨有部名著，名为“十一种孤独”，描写了生活在纽约的普通人生活，他们孤独、失望、困惑，有着大多数人的不安。如果你不是那种自以为是的人读书人，《十一种孤独》(耶茨著，陈新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月版)应该值得一读。耶茨跟契可夫一样，对凡庸生活有着细腻观察力，即便对一个讨人嫌的小孩，他也会注入最大量的怜悯之情，并且他几乎可以不动声色地描写出人类那种天生的病——孤独。

　　读书对大多数人来说，当然只是为了消遣，这是对的，不可能把读书当成职业，除非你是梁文道。《我读》(凤凰卫视出版中心著，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其实算不上梁文道的著作，它只是近来“梁文道热”的一部跟风之作，但从受益广度来讲，显然对于很多看不到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的内地观众来说更容易阅读和接受。喜欢看书并很能看书的梁文道，说起书来总是娓娓道来，给人一种传授和灌输的作用。在一份不久前的问卷中，梁文道称自己一年看了300本书，这显然是个惊人的数目，但你看看他每天在荧屏里的八分钟可能也不难猜想这是一个怎样敬业和痴迷于书籍的人。也许是浮皮潦草，也许是翻阅中寻找重点句子，也许是传播寻来的知识点和有趣的价值，也许是旁征博引典故为了让你找到历史长河中的某个交叉点，但这些都是梁文道作为一个职业读书人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人获取最大效益的优点。作为一档电视节目，个人觉得《开卷八分钟》应该是梁文道自己撰稿，至少应该是靠他自己在镜头前自觉发挥为主，因为他在电视里说的话和他在文章中写的字，语气和气场是一致的，甚至你在观看和阅读时感受到的是同一种方式，就是娓娓道来、细腻阐释，有着一股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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