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从“主权出让”到“共存多赢”

　　前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作家出版社选择跟民营机构搭手合作，而这种选择，“绝大多数动机出自于无奈”。作家出版社副社长扈文建介绍，那时候，作家社两个强势作者要“红杏出墙”，遇到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只好痛下决心，选择洽谈合作。

　　“之前，可能大把的中小出版社靠贴牌子——就是所谓的卖号，在其他产业来讲就叫贴牌——生存，作家出版社在选择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内心背负了很大的压力，我们自己感觉那么良好的出版社，拥有这么多资源的出版社，怎么可能选择合作？我们觉得是主权出让了。”然而，现在回头来看，扈文建的感受是，“这一步走的，可能过了，但没有错”。

　　纵观整个国内的出版天下，“从目前事实来看，不是国有的天下，应该是多种所有制共存的一个天下”，所以，扈文建认为，合作应该是多赢、双赢的合作。从十多年前的那一步开始，作家社把合作口子适度放开，选择跟一些强有力的公司搭手合作的时候，他们跟对方谈的第一条，就是不一定要多少的利润，但是不能亏本。“这是合作的前提。所以我们在合作方面，没有收过书号费，我们合作的所有业绩反映在当时的排行榜上。”扈文建说。

　　现在，整个出版界处于转企改制阶段，扈文建坦承，这是一种焦灼的状态，而这种焦灼究竟是什么，不仅外界不清楚，作为当事人的出版人其实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展望未来时，很难说在未来构架中、在与民营合作方面有哪些接口。“构想一下未来双方的关系，首先出版社要是大出版社，一定是市场的占有率来取决于它的大与小，只有大了，别人才愿意跟你合作。而我们出版社寻求合作的民营书商，第一必须有实力，因为在北京，文化公司几千家，你的规模不够，我不能帮你做加法，这个合作一定是双方做加法。”所以，扈文建的构想是，合作一定是大找大，强的找强。

　　无论如何，国有出版社对民营书商的“爱恨交加”的情绪很难说清。民营书商的崛起，其中部分是有“原罪”的。他们的无孔不入的灰色的手腕，管理方面的严苛，逃避税收方面的灵活，都是国有出版社所不能为的；当然，话还可以这样说，他们从市场风浪中摔打出的对市场的敏锐嗅觉，高效的执行力，约束激励机制的灵活，生产各环节的成本的控制，是国有出版社所不能及的。双方的合作，或是互补的合作，国有出版社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选题，或是发行的合作，更多的是，领军人物的延揽，机制的交融学习。

　　记者　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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