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人生观中的尚“和”精神，最初是从血缘观念生发出来的。它首先从个人人性出发，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与血缘、人性最为接近的家庭、家族，家庭家族要和谐，才能生存发展，由此进一步外推到社会、国家、民族，最终理想是世界大同。儒家讲礼乐教化，讲克己复礼，讲对个人人性的某种节制。这与尚“用”原则其实是互为制约相辅相成的。在历史上，“和”作为恒定的“道”，在不同时代表现为不同的“器”(实现形式)。就国家治理而言，曾经先是“器”化为“禅让”制度，接着“器”化为“礼乐”的形式，后来更“器”化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教条，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的长久而强有力的作用。以上这些理念和制度，虽然在历史上，都曾经被言之凿凿地说成是恒定不变的“道”，其实全都仅仅是“器”而已。实践证明，到了近代，当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飞跃性突破的历史要求时，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作为服务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器”，就如同更早的“禅让”、“礼乐”一样，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因此被断然抛弃了。近代以来，随着人民大众自身权利意识的日益觉醒，中国文化中的尚“和”精神正越来越与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理念和制度这种新的“器”联系在一起。作为产生于清末民初的广东音乐，可谓适逢其会，它所持的平民立场创作倾向，可以说是对时代潮流的一种积极的回应。而直到目前，这种潮流还方兴未艾。广东音乐能够在短短一百年左右迅速传播，飞越五岭，拨动更广大范围的民众的心弦，也就毫不奇怪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精神，还有一个“简”字，这指的是我们文化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法论。西方文化是科学主义文化，讲的是对事物本质规律的具体的、复杂的认识，用的主要是分析的方法。我们认识世界相对来说是整体的、综合的方法，看起来是简单的，实际上是寓繁于简。比如《易经》里显示的哲学，就体现了这个“简”字；我们的汉语构成，相对就是简洁的。我们的艺术，如书法、绘画，音乐也是寓繁于简。这种方法论与我们文化精神中的其他两点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唯有简化，才易于掌握，才更实用；唯有易于理解和掌握，才能普及推广，从而有利于社会平衡与和谐。广东音乐是一种标题音乐，结构上以简驭繁。旋律优美而不复杂。乐曲结构多为短小单一的小品，很少有大型套曲。对不同的演奏场合和演奏需要有着很强的适应性。正暗合了孔子在《易·系传》里所说的：“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这一点，无疑也是它能广泛传播，普及行远的重要原因。

　　有益的启示

　　广东音乐作为产生于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文艺品种，之所以能够突破地域的局限，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迅速走红全国，而且长盛不衰，原因有三点：一、具有杂交文化的鲜明特色，在民族音乐百花园中别具一格。二、始终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体现了中华文化恒定的基本精神。三、不固步自封，从思想观念到表现手段都紧跟时代潮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

　　如果作更深一层思考，那么，广东音乐现象还启示我们：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俗语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各不同地域自然条件、历史条件和人文气质的差异，就形成了性质不同、形态各异的地域文化。应该说，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各种地域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既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是中华文化在不同地域的具体体现。它们与岭南文化和广东音乐一样，都以其独特的内容和方式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发展做出了贡献。因此，要用新的标准、新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舍弃单一的、静止的文化意识，运用发展的眼光与多样的观点，全面审视和充分认识地域文化的个性和价值。还要营造氛围，让各地域文化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只有当这一点实现之后，地域文化的个性与活力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才有利于我们充分整合和调动各地域文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和大发展。

　　演讲人：刘斯奋

　　注：本讲稿在准备的过程中，得到了广东当代文艺研究所的大力协助，其中有关广东音乐发展历史的部分，参考采用了黎田、黄家齐著《粤乐》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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