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曹丕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章的作用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韩愈提倡“文以载道”，把文章看作传播思想、教化社会的工具。这是对写作的高标准的要求。除了名作家，一般作者的写作态度恐怕不可能那么严谨，但正派的作者写文章总得有个底线：至少应尊重事实，不能胡编乱造。

　　我读郑祖杰先生的《凡间拾得》，发现郑先生的写作态度就不够严肃认真。别的姑且不说，这里我只谈书中写到马寅初先生的几处，就与事实相距甚远。我是绍兴人，又是马寅初先生胞妹的孙女，父亲读中学、工作、成家都在杭州，甚至新房也布置在马老新买的小洋楼里，所以我对马家情况十分了解。

　　在《马寅初二三事》一文中，郑先生提到50年代初马老在嵊县县中的一次演讲。郑先生写道：“在马寅初演讲前，刘先生(县中副校长，名章新——作者注)作了简短介绍，还说他和马先生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同学。”马寅初先生生于1882年，刘章新先生生于1903年,两人相差21岁，马先生留学回国时，刘先生还是小学生，怎么可能是同学呢？这也虚构得太离谱了！

　　郑先生又说：“马先生的这次演讲,给同学的影响十分深远……一位姓沈的同学决心以马先生为榜样，把自己的名字改用马先生的名字叫沈寅初，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事业有成，于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据我所知，沈出生于1938年，为农历戊寅年，属虎；其父初得贵子，故为其取名为“寅初”。沈并无其他名字，街坊父老都知道。沈寅初在嵊中只读初中，1953年1月春季班毕业(校志可査)，马老演讲是在1955年秋，两年前沈就离校了，怎么可能听马老的演讲呢？

　　与名人同学，当然是一种光荣，在这里，郑先生是替刘先生增光添彩了。名人的演讲影响了后辈，使他受了鼓舞而改名自励，并取得成功，这既颂扬了沈先生，又增添了马先生的魅力。郑先生也许确实是出于好心，才编造了这些故事的。但在下面这段话里，郑先生的编造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就令人很费思量了：

　　上世纪50年代初，我还在家乡读县中的时候，不仅聆听过马寅初先生的一次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即兴生动演讲，还与马先生的亲侄子是同学，同班又同桌。那年土改，家乡要评成分了，同学的父亲给兄长马寅初去了一封信，要求兄长给当时的县领导打个招呼，不要评他为上等成分，评个中农就行，这样于家于兄于本人都比较好。马先生没有直接给阿弟回信，却给县府去了一信，说舍弟成分的评定，一切应按政策办，本人无权过问，并请有关部门转告弟弟，结果马先生的阿弟，按政策评了个上等成分，后来那个马同学也因为家里成分不够好诸原因，终于中途辍学了，我至今不知他的境况。(第119页)

　　且让事实来说话吧。

　　第一，马寅初先生有五兄弟，而以他为最小，又哪来的弟弟呢？

　　第二，解放前夕，浦口马树记即今马寅初故居，男人都在外地工作，家中留下的二户，全是女人，其中一户是马老的胞妹，即我的祖母，村中年轻人叫她“小姑婆”。祖母成分小土地出租，于1951年移居城关镇与我们同住；另一户土改前就迁往上海儿子处了。郑先生的生花妙笔，却编出土改时马先生致信县领导，提出按政策给马家评成分的故事，想象力真也太丰富了！

　　第三，马寅初先生出生于1882年，到郑先生在县中读书的1953年是71岁，他的四个兄长当时应该都在73岁以上，他们的儿子至少也当已三四十岁了；当时年仅15岁的郑祖杰先生，居然与“马先生的亲侄子是同学”，而且“同班又同桌”，这真是天方夜谭了。就算马老的第三代，也只有马源中和我是1951年到1957年嵊县中学的学生，与郑先生是高一同届不同班。郑先生的那个“马同学”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郑先生真不愧为文坛高手，把故事编得这么有头有尾，不知底细的人，可能都会信以为真了。解剖他的内心世界，无非是为了炫耀自己对名人掌故的广见博闻，因为他说的这些荒诞的故事，都是“无人知道”的“第一手资料”，当然是非常“宝贵”的了。为了自我炫耀而歪曲历史人物，这是有亏文德的。郑先生书中还有些胡编乱造，为了抬高某一人而中伤了另一人，那就更是不可宽恕的恶行了。

　　浙江省绍兴市　杨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