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各种媒体对于语文教材改革的报道几乎不绝于耳：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入选人教社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读本；刘翔夺冠事迹被写入上海市小学五年级的语文教材；周杰伦的歌曲《蜗牛》作为百首爱国主义歌曲之一推荐给上海的中小学生；罗大佑的歌曲《现象七十二变》被收入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狼牙山五壮士》、《七根火柴》、《老山界》等则被从人教社出版的语文新课本中删除……与目前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各类语文教材改革相伴随，关于文学教育范式改革的呼声也日益增高。应该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有关语文教材改革的话题如此集中地被关注、讨论，绝非是偶然的现象，这既反映出了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于中国语文教育界的教材编写过于“意识形态”化的痼疾，也反映出了新一代语文教育工作者在面对新的时代语境时所产生的困惑与焦虑。

　　对于正在进行的语文教材改革，有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分歧较大。赞成这些文本入选语文教材的人认为，随着现代社会变革的日益加剧，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当下的学生们需要汲取更丰富、更新鲜的知识，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他们的需求。过去语文教材中单一的以革命战争题材为主的文章与学生们的思想需求有所脱节，学生们需要更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来塑造他们的现代品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所宣扬的个人英雄主义，刘翔在赛场上表现出的不断挑战自我的激情，周杰伦、罗大佑的歌曲所体现出的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雄心，都很契合当下市场环境下的时代精神。因此，这些文本选入语文教材，既是根据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出发的，也是根据社会的现实需求出发的。这些文本有助于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心态来对待学习和生活。

　　而反对者则坚持认为，这些文本入选语文教材体现了当下中国人审美素质的降低，教育工作者开始向青少年的趣味妥协。他们认为，语文教材应当是“雅”的，像金庸的武侠小说这样思想性较差的通俗文学不应当入选，金庸小说中有太多“怪力乱神”的内容，对青少年的成长可能有负面作用；刘翔只是一个体育明星，是一个流行的符号，他永远也无法代替“狼牙山五壮士”所体现的那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删除《狼牙山五壮士》是“历史健忘症”的表现。而周杰伦、罗大佑的歌曲则充满了对个人奋斗的推崇、对自我价值的信奉，这种推崇与信奉迎合了目前的市场与消费的某些不正常形态，有悖于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

　　从表面上看，论争双方的观点都是有其道理的：赞同入选的人认为原有的语文教材选文的“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不符合今天的社会现实，因此应该改革，而当下的“市场环境下的时代精神”是符合社会现实的，因此反映这种意识形态的文本理所当然地成为替换资源；反对者则借助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把语文教材的编选看成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侧重于分析上世纪90年代市场机制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指出这些新的意识形态正在逐渐凝聚成为一种新的控制机制。但如果细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双方在思维方法上其实都是有其局限性的。赞同者的思维局限在于：简单地用一种意识形态取代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对市场的意识形态缺乏必要的反思。反对者的局限在于：他们虽然指出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坚持了批判的立场，却无法拿出更好的替代方案来推进改革。可以说，二者对入选文本的评价标准依旧是意识形态的，在他们眼里，文学依旧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尽管他们都自认为坚持了“文学性”的标准。

　　如果论争双方仅仅把目光停留在选文的思想内容这一层面上，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加剧语文教材改革的混乱局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弄清“我们今天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教育”这样的大问题，而这个大问题又是和“文学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等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文学究竟是什么呢？文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面商品化的时代还有什么价值呢？可以说，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有效追问和回答将直接关系到目前语文教材改革的方向。

　　首先，文学以它独特的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彼岸关怀与现实关怀是其他任何课程都无法替代的。对于文学教育来说，传授专业知识是必须的，但仅仅停留在这一点，极易混淆文学课与其他课程的根本区别。彼岸关怀是一种对人类未知空间的探询态度，这种探询能够使人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从而追求人性的完善。而现实关怀则主要表现为文学的社会承担性，是一种对现实人生的悲悯情怀，关注弱势群体，反抗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压抑。文学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要用艺术的感染力来增强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其责任感、使命感，使其能够主动把个人的命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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