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而产生的局促之感。当然，明清文人时以“蜗居”自谦居所简陋，有时亦是表露自己的高风亮节。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曾作“蜗庐抱奇景，高视羲皇前”一诗，益见其豪迈乐观之胸襟；清人梁章钜所吟“不辞蜗室陋，讵烦鹊枝绕”及方浚师对“静爇炉烟，蜗居频扫；归谋斗酒；蚁酿新藏”生活的讴歌，则反映出二人皆不以贫为苦的闲情逸致。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只为一己之身而考虑的隐士般的“蜗居”生活，颇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不符，故而曾引起清人吴子光的激烈反对，其称：“士君子志存利济，已无力置万间广厦庇寒士以欢颜，乃仅为一身一家之谋，即水榭风亭比之玉山佳处，亦不过自了汉耳，而况草草蜗牛庐欤？”(《台湾纪事》卷2)
民国之际，“蜗牛庐”一语仍时常见于词林语汇之中。鲁迅在1930年在一次学校演讲中批评当时政治环境不利于“象牙塔文艺”的发展时讽刺道：“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其后来的《二心集》序言中解释道：“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合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在鲁迅的眼里，魏晋时期“蜗牛庐”已完全变成当时“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之类的设施，最终使其原初“圆舍”之义完全淹没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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