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老头酒龄七十九载

　　1930年，我出生在沈阳，父亲早先在县府做文书，后成为东北军的一名军官。家里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孩子。1931年，我刚刚满一岁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全家人不得不随军离开沈阳，孩子太多，母亲照顾不过来，就把我交给了军队的一名老伙夫，我们称呼他为“大师傅”。每到驻地停脚，晚饭后大师傅总要赴牌局消遣，便希望我能尽快入睡。可一岁的孩子离开了亲人，更加爱哭闹。大师傅索性晚饭后，拿起白酒斟一小盅，给我灌下去。喝了酒，我自然沉沉睡去，大师傅就安心地打牌去了。就这样，我从一岁和酒结缘，到今天酒龄已经79年。

　　来到北京人艺后，更是有幸结识了多位感情颇深的“酒友”。剧院刚成立时，我们的演出要到东华门的北京剧场(现为中国儿童剧场)。剧场门口有个“大酒缸”酒铺，演出结束后，我们就一起吃夜宵，把酒言欢。我们喝酒有条铁的纪律，演出前绝不喝酒，这是作为演员起码的职业道德。我常常告诉年轻演员，酒喝多了误事或者影响了演出，以后再端起酒杯就有了负担，没了“举杯邀明月”的洒脱，只剩下满心惭愧，酒自然喝不痛快了。

　　半个世纪的酒友

　　英若诚、于是之、吕齐、张瞳、林连昆、童超、童弟……我们既是同事又是酒友，还一起住在剧院的宿舍里，朝夕相处，一起在首都剧场演出，一起出国巡演，回想起来，感动和有趣的事情着实不少。

　　英若诚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接受了西方的洋派教育，故此兴趣爱好均是中西结合。他聪明好学，加之生性风趣幽默，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英大学问”。我们喜欢到英家做客，他和夫人都非常好客，在他家喝酒吃饭气氛温馨得像家庭聚会，充满欢乐。

　　三年困难时期，吃喝穿戴全是定量供应，买酒自然也要票。外面卖的只有一种二十多度的露酒。那时，刁光覃是全国政协委员，每个月有一瓶医用酒精的特供。我就用自己每月定量的好烟“前门”换他那瓶酒精。可这医用的酒精毕竟不是酒，会不会喝出问题？“英大学问”给我出了个主意，拿露酒和酒精自己调配。按比例兑好，还要捂住瓶口，用力摇一摇，他说这样水分子和酒分子可以更好地融合。

　　我们轮流喝了几口兑好的酒，别提多难喝了。“英大学问”苦思出的酿酒法就这样被我们一笑置之。

　　多年后，我们在英若诚家小聚。此时，各位酒友几乎全部因为身体缘故，被医生三令五申，不许再喝酒，于是之和童弟更是有夫人在旁紧盯，只有我可以喝酒。英若诚家专门为我准备了一个精致的酒杯，倒上酒，我却有点不忍心喝了：

　　“你们都不喝，就看着我一个人喝，是不是有点儿太残忍了？”

　　童弟羡慕地说：“我们大家看着你喝也高兴。”

　　闻听此言，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拍摄《清凉寺的钟声》奇遇

　　拍摄谢晋导演的电影《清凉寺的钟声》时，剧组一行人到了太行山之巅的河南辉县。我和濮存昕住在当地农民堆粮食的仓库里，由于不能在仓库里生火，屋里冷极了。我们俩想喝点酒取暖，就大老远跑到镇上的合作社，买了最好的酒，拿回来坐在粮食仓里喝，越喝越头疼。我们以为是天气太冷冻得头疼，就每人吃了两片止疼片接着喝。喝着喝着越来越不舒服，就不敢再喝了。

　　到了第二天，剧组里有人告诉我们，那酒肯定是假酒。幸亏我俩察觉到异常没有再喝，不然搞不好真喝出毛病来。

　　我们的遭遇传到导演谢晋耳朵里，当晚收工后，他把我叫到房里拿出他带来的好酒，还摆着酒菜。谢晋上戏专时是焦菊隐先生的学生，他是个非常认真的导演。他有个小量杯，上面刻着刻度，每次喝多少倒多少。但每次和我喝酒的时候，喝够定量他却忍不住要再加一点，没一次按照定量喝。

　　一天晚上，酒过三巡，谢晋问我：“焦先生骂过你吗？”

　　焦菊隐排戏时非常认真，有时脾气很大。谢晋这么一问，我仔细想想，焦先生当真没有骂过我。剧院刚成立时，很多演员习惯了固定的表现套路。比如，演老头一定是“按五摇六”，一只手张开摆在小腹上，另一只手摆成“六”放在身后，走路来还微微发颤。焦先生非常反对这种表演方法。焦先生对我们年轻人比较宽容，采取的方式多是耐心教导。

　　我问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谢晋说，他是在寻找一种导演帮助演员提高表演能力的方式。有种说法叫“一个演员一把锁”，他在尝试寻找打开每把演员心锁的钥匙，他知道焦先生排戏的成功率很高，就思考是不是有时严厉一些会收到奇效。我听了很是感动。谢晋在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