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我父亲是一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得到我考上了乐团的消息，父亲冲着一整层楼的同事喊：“我的儿子要到中国去啦！”他的所有同事都在鼓掌表示祝贺。我是家族中第一个来到亚洲的人，家人对我将在中国生活的事实非常兴奋。

　　布鲁斯：接到录取通知时我正堵车，被堵在中国大使馆门前，望着中国国旗愣神儿的时候，我接到了录取电话，这让我觉得来到中国有些命中注定。回家后，我与女友开了一瓶红酒庆祝。

　　记者：准备来中国工作时遇到了什么困难？

　　托马斯：跟家人分开是个问题，虽然不像是永别，也确实是个很大的改变。另外我有三支大号，现在只运来一个，费用比我的机票还要贵，而且很容易损坏，幸运的是这个完好无损。家人非常支持我，没有父母的帮助我真不知道怎么把它们运过来。

　　布鲁斯：毕竟国度不一样，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都需要适应。比如在美国租房都是交一个月的押金，以后每月一交，在中国则是三个月或者半年一交。在来中国前我已经把汽车和家具都卖了。

　　记者：第一次进入大剧院的感觉是什么？

　　托马斯：(瞪大眼睛，张开嘴巴，作出吃惊的表情)……我是最幸运的大号演奏家，能在这么美的建筑里演奏，每天我从北门进来，穿过水下走廊到排练厅都有这种感觉，这么多天都没有消退。

　　布鲁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美丽的歌剧院和音乐厅演奏，和女朋友在一起，这就是我梦想的生活，我很幸运。

　　记者：与中国乐手合作顺畅吗？

　　布鲁斯：我认为考官在工作中尽职尽责，挑出了非常优秀的乐手，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留学回来的，在这里工作有很大潜力。

　　记者：在中国生活这些天有什么感受？

　　布鲁斯：吃的太棒了！交通不太一样，在美国行人永远是第一位，来中国发现汽车是不太会让行人的。地铁上虽然拥挤，但人们之间还算友善，在美国不是这样，人们在拥挤的地铁里很容易恼怒。

　　托马斯：中文很难，我听说读写都不会，点菜只能看图片，我每天和家里人打电话，告诉他们这边发生的事情。中国工作人员非常友善，还带我去超市买东西，不像工作关系，像朋友。

　　中国乐手自述

　　钱程(首席定音鼓)

　　1984年生于南京，2002年前往奥地利埃森斯塔特的约瑟夫·海顿音乐学院学习，2004年又前往维也纳音乐学院深造，并于2009年毕业。在求学期间他也是维也纳国立青年交响乐团的一员，从2008年起他也参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出。

　　“我最早学的是小提琴。考上南京小红花艺术团后，改成了打击乐。高中毕业后去了维也纳读书，到现在一共呆了8年。去了维也纳第二年我才第一次回国，那次回国前我还在国外睡了一个月的大街，每天跟流浪一样。当时买完机票的第二天，我的旅行包就被偷了，护照、机票、证明都在包里，补办那些证件需要三个星期的时间。我的房子刚好在那时也到期了，所以只能买了个睡袋，每天去火车站、大街、公园睡觉，“以天为被，以地为床”。

　　最初是被朋友拉去参加大剧院管弦乐队的考试，在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挺意外的。我记得是一天早晨七八点，我还睡得迷迷糊糊，然后就接到了韩晓明老师的电话，他说3月25日报到，我才猛地清醒了。虽然我的计划就是学成之后回国发展，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么突然，因为我2011年才毕业。韩老师给了我48小时考虑，在跟家人以及学校老师、维也纳爱乐的同事商量后，他们一致觉得我应该把握这次机会，我现在是跟学校请了一年的假回来工作。

　　刚到大剧院的时候，在乐器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但好在大剧院及时地解决了。定音鼓分为德奥跟美式两种。中国多使用美式，所以剧院准备的也是美式乐器。但乐团的定音鼓一般是根据演奏员的演奏流派而定，所以在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剧院立刻就定购了一套德奥定音鼓。

　　庄然(中提琴声部演奏员)

　　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又到著名的美国科本音乐学院深造，并拿到了艺术家文凭。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经和诸多指挥大师和著名管弦乐团合作过，像迪图瓦、艾森巴赫、穆蒂、捷杰耶夫、小泽征尔等，已经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了。

　　“经历过很多场合，确实感觉国家大剧院是世界一流的。来到这里之后，觉得整个团队非常有凝聚力，天天在一起磨合，从指挥到每个团员之间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大号演奏员托马斯为了方便排练在附近租了一处房子，和我住得不远，有时会跑来向我求助如何使用国产的洗衣机和燃气，我也会义不容辞地去解他的燃眉之急。他现在每天都在学习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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