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报刊上看到一篇作家贾平凹的文章(《我们的文学需要有中国文化的立场》)，颇受启发。但也有些看后感到糊涂的地方，提出来希望得到贾平凹先生和更多方家的指教。

　　他说：“我们的文学到了要求展示国家形象的时候。”对于文学如何展示国家形象？他感到说不清。这也确实难以说清。张艺谋早期的很多电影显然不能展示国家的形象，因为很多人抨击他把中国人落后、丑陋的一面展示给外国人看，无非是迎合外国人的猎奇心理，到国际影坛获得一些什么大奖等等。那么，为了展示国家的形象，我们就只能“莺歌燕舞”了？“文革”时期，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但“四人帮”把持的舆论工具包括文学创作，只能“莺歌燕舞”。即使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国力得到很大提升，但我们的一些民众也还面临着不少生活的难题。因此，文学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如何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作为作家，贾平凹“自我加压”的精神非常可贵。但要求文学承担这样的使命，确实太勉为其难了。鲁迅先生的揭出社会和国民性中的“疮疤”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是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立场？贾平凹《废都》中的庄子蝶——一个生活极度颓废的现代知识分子，能否展示“国家形象”？这实在有点说不清楚。

　　贾平凹先生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或者说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文学的使命和功能好像不是这样的。他提出来的解决问题的药方是要有中国的“手电筒”，也即要有中国的文化立场，“我们应该保护有着中国文学立场的文学原创。”这诚然没有错，但也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中国的“手电筒”在哪里呢？他没有说，似乎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作家一直在使用外国的“照明设备”，而没有使用中国的“手电筒”。其实，上世纪以鲁迅为代表的不少作家是有“手电筒”的，他们使用的当然是中国的“手电筒”，而且是属于自己的“手电筒”。提供“光源”的元素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也吸收了外国优秀文化成果中的营养。当然最终还是要发出自己的“光亮”，为中国和人类的进步照亮前进的道路。

　　我认为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应该有自己的“手电筒”，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光亮”，以此照亮我们的现实生活，照亮人类的心灵。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是没有国界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使用不同的语言写作，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应该关注人的命运、人的心灵。中国当下的许多作家最要害的是没有自己的“手电筒”，他们要不仍然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中寻找“光能”，让当代人享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时，却要从农耕文化中寻找精神的家园；要不从老外那里拿来一些所谓先锋实验的皮毛，躲在象牙塔中制造“精神奢侈品”。我们无法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是思想家，但一流的优秀作家必然应该同时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思想，不一定是通过理论文章或专著来表述，但他在创作时所表现出的视角、穿透生活的目光、蕴藏在语言背后的内涵，无不体现出他的思想。拾中国古人的“牙慧”和拾老外的“牙慧”，都能养活大批的学者和作家，但成就不了世界级的一流作家、学者。

　　这样说或许过于抽象。还是举一个实例。刚刚重新拜读了茨威格的人物传记《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又一次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当很多人都在为那些伟大的历史性人物作传时，茨威格却把法国大革命时一个被史学家们称为“天生的叛徒、卑鄙的阴谋家、油滑的爬行动物……”的政治人物约瑟夫·富歇拿来做心理解剖的标本。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人物呢？茨威格在1928年给埃米尔·路德维希的信里写道：“描绘一个纯粹政治人物的肖像，他为任何信念效劳，接受任何职位，为所有的主子卖命，从来没有自己的立场。正由于见风使舵灵活机敏，他比他那时代最强有力的人物都活得更长。作者以形象生动的方式暗示这些‘可用的’、精明狡猾的政治性人物对一切民族和欧洲的危险。”

　　我想我不用再说什么了。一流的作家和二三流的作家的分野在哪里已经很清楚了……

　　国家形象是由综合因素组成的，或者说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组成的。文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是可以为国家形象增色的。达此目的的唯一途径可以简单地用一句话回答：只要多出几个曹雪芹、鲁迅这样的让中华民族骄傲，同时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占居一席之地的大师级作家，多出几部《红楼梦》、《阿Q正传》这样的文学精品就可以了。如果游离文学本体的创作规律，用贴标签的方式展示国家形象，恐怕与良好的主观愿望只能适得其反。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的某些文学创作和“文革”10年文学创作所走过的弯路，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教训。

　　陈歆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