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胡兰畦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控诉日本侵华罪行。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胡兰畦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工作人员合作，印发传单，因而被捕，关入女牢。宋庆龄和鲁迅等人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3个月后，胡兰畦得以获释。

　　从德国女牢获释，胡兰畦被驱逐出境，流亡到了巴黎，在巴黎住了几个月后，胡兰畦的经济更加困难了。这时，胡兰畦接到宋庆龄的来信，说将筹集2000元给她。胡兰畦知道宋庆龄正在从事革命活动，需要钱的地方很多，不忍拖累她，便写信辞谢了。迫于生计，她在一家犹太人办的园艺学校半工半读。她利用这段时间，写出了有影响的著作《在德国女牢中》。这部长达14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以亲身经历生动形象地记叙了狱中生活，揭露了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也记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及她们机智顽强的斗争。《在德国女牢中》写成后，陆续在《世界报》上发表，并被译成俄、英、德、西四种文字，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普遍赞扬。在国内，《在德国女牢中》先是在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上连载，后作为“妇女生活丛书之四”，由生活书店于1937年4月在上海出版，半年内重印四次。它是我国报告文学中为数不多的杰作之一。

　　《在德国女牢中》的发表，使胡兰畦的名声传遍了欧洲。路过巴黎的中国人，如邹韬奋、张发奎、冯友兰等人，都慕名前来看望胡兰畦。

　　为高尔基执绋

　　俄文版《在德国女牢中》出版后，被当作中国文学的一个标本，引起了前苏联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其时中国作家的作品被译成俄文的几乎是空白，在俄国知名的中国作家几乎只有鲁迅一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密切关注德国纳粹动向的情况下，这部纪实性的作品生逢其时。

　　不久，留苏的中国学生肖三给胡兰畦来信，说前苏联准备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将邀请她作为中国的作家列席会议。胡兰畦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会议是由高尔基主持的。1934年8月，前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8月26日，高尔基在莫斯科郊外的消夏别墅宴请作家代表和外宾。在晚宴上，高尔基把胡兰畦安排坐在自己右边第一个位置上。左边第一人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莫洛托夫。高尔基指着胡兰畦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讲了胡兰畦最近的遭遇，然后写了一张纸条给在座的莫洛托夫说：“现在她不能回去，照顾她住一些时候。”高尔基讲完话后，莫洛托夫等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过来和胡兰畦握手。翌日，在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莫斯科市苏维埃政府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给胡兰畦分了一套住宅。

　　1935年3月，胡兰畦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派遣，前往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1936年初，香港人民革命同盟派陈铭枢去莫斯科与中国代表团会谈，胡兰畦等随行。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去世。作为高尔基生前特别欣赏和喜爱的中国女作家，胡兰畦被选入高尔基治丧委员会。在举行葬礼的那一天，胡兰畦和高尔基的儿子、儿媳一起手捧着他的遗物，为高尔基执绋。

　　抗战中勇于担当

　　抗战爆发后，日军进攻上海。目睹日寇的烧杀淫掠，胡兰畦非常气愤，她自告奋勇招了10个女青年，于1937年10月5日成立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当天下午，女兵们向何香凝告别，奔赴抗日前线。胡兰畦率服务团在各战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和战地救护工作。在淞沪抗战中，每天都有一些英勇杀敌的动人故事。胡兰畦将这些英勇杀敌的故事加工编写成京剧《大战东林寺》，在前线慰问演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她还和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一道赴战场实地采访，合写了《两下店第一功》《川军与抗战》《川军在前线》等优秀通讯，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胡兰畦组织队员们发动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上前线救伤兵、运弹药，还经常帮一些士兵写家书，帮助老百姓在前沿阵地抢割水稻。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高度赞扬了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提到：“中国妇女热烈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在3年多时间里，胡兰畦率领服务团的姑娘们，足迹遍及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各个战场，行程两万多里，为伤兵医院服务，开展文艺演出，宣传抗日，被誉为“战地之花”、“当代花木兰”。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