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我精神气质上的陶冶，更重要的是，使我有了一个立场，不管离开再远，可能我们出生底层，坚持这种立场的人不太多，我还是会站在他们的立场。

　　在城里，尽管各方面条件都还好，但人们有时候还有不满足，而且我们的不满足比底层人民的还多。我就常常警醒自己，想想我的父辈，我的同时代还身陷农村的人，一切都释然了。我们应该少追求些物质利益，多做些精神上的坚守。

　　谈影响：每一部作品都与家乡有关

　　读书报：您的每一部作品，都与故乡有关。

　　阿来：这个没办法。

　　读书报：您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个传统的藏族村落，藏族文化和传统对你的人生有何影响？对你的写作有何帮助？

　　阿来：人都是这样，要表达情感，也要传承集体记忆，一个村庄一个家族都有他的英雄人物，也有很多传奇需要人传颂，更多的是通过故事的方式。我听过很多，主要还是口传的、歌唱形式的。

　　过去精神更多指向于宗教，我已经从那个环境中出来，精神指向是多方面的。文学也是自我完善、自我教育的一个方式。

　　读书报：你的作品主要是写藏族历史，写藏民生活，是希望大家通过你的作品更深入地了解藏族文化和藏民生活，还是只是出于你个人的写作习惯？

　　阿来：这就是一个人的气质性，我自己写作的时候，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当然客观上可能会有超出自我表达的客观效果。读书报：作为一个藏族作家，我猜测您更多的是从藏族民间的神话、家族传说中吸收营养。但是我记得有次采访您的时候，您说过自己印象最深的作品是《聊斋志异》。

　　阿来：我们喜欢复杂的东西，包括批评家们也喜欢复杂的东西，把一部《红楼梦》分析来分析去。世界上的东西都是这样，大家都说好的东西不见得那么好，说不好的东西也未必就那么不好。《聊斋志异》精灵剔透，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汉语动作和小说形式的把握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我也读明清笔记，更不要说散文诗歌。《庄子》里头也有表达很好的修辞，虽然其主要目的不在文学上，而是哲学的表达。

　　藏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书面的独立的文学。书面表达不发达的地方，往往口头表达很发达。我更多地是受口头文学的影响。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大部分人没能上学识字，有点像回到百十年前的中国，国语还没有推广，生活在方言的世界里。所以书面语言系统对普通人的影响不大。

　　读书报：您是从22岁才开始写作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有关故乡吗？阿来：后来有了正式的工作，生活安定下来才开始写。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我的周围很多人在写。第一篇作品是写草原的。

　　读书报：您的成名不算早，《尘埃落定》出版时您36岁，而且出版的过程也不顺利。前期的准备过程是否很辛苦？

　　阿来：之前写过很多，不是很差，但是很多编辑拒不承认。《尘埃落定》发表是在1998年，我准备了十来年。这个过程并不折磨。这得看你对写作的理解。不能说写作没有一点功利之心，也希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但是写作本身、阅读本身是这么有意思的事情，本身就充满乐趣。我常常讲，写作要有乐趣，阅读要有乐趣，如果写完小说就住院了——如果是这么苦的事情，我就不干了。

　　谈创作：写作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读书报：在写完《尘埃落定》之后，您有六年时间一个字都没写。当时您打过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比喻：“就像一个人刚轰轰烈烈地谈完一场恋爱，让他马上跟另外一个人再这么铭心刻骨地恋爱做不到。”但是《空山》系列写完后，《格萨尔王》的创作并没有间隔太久。写作时那种“恋爱”的感觉还有么？

　　阿来：我对写作，不仅是智力的投入，还有更多情感的投入。《空山》对我来说，也一样，但作品太长了，时间也太长了，到第三部的时候，我巴不得快点结束。

　　《空山》写到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心中有了完整的轮廓和人物的形象，剩下的就是在字数上的完成，所以不影响下一本书的准备。《空山》写到中间，因为关涉到沉重的现实，而心情抑郁，就关了电脑上高原。上高原有两件事，一是终止写作，二是观察植物。边写《空山》，边搜集格萨尔王的故事。《格萨尔王》需要学术上的准备，需要调查考证，需要感性和理性上的回归。正好《空山》的写作过程，是对自己过于沉郁的情感的一种调适。所以，写《空山》时就用搜集格萨尔这样的古老传奇故事来调适。所以，上部作品完成后，马上就能进入《格萨尔王》。

　　写作需要训练自己，作家也要不断调适自己。我一直在关注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创作中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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