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贤产生了极大的敬畏感和重新探索历史的冲动，他背着书包，在怒江两岸的松山、腾冲和高黎贡山脉走了两个月，搜集了大量资料。回到成都后，他请求父亲把自己的所有经历告诉他。并且一一采访了父亲在成都的六七十个健在的战友。由家庭的历史一下子跳跃到民族的精神，《大国之魂》就此完成。

　　《中国知青梦》

　　为一代人的尊严代言

　　如果说，《大国之魂》首次让邓贤从地域性作家走向了全国乃至海内外，那么，《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终结》、《天堂之门》等著作则奠定了邓贤“知青作家”的地位。

　　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开始为返城而抗争的时候，邓贤正在读大学。他目睹了全过程，也参与了全过程——除了最后的抗争以外。邓贤理所当然地站在了自己同龄人一边。当时，整个大返城的事件轰轰烈烈，邓贤从头到尾都经历了。

　　那一段时间，邓贤在学校成为了搬运工，专门给过往的同学帮忙，蹬三轮车去车站接人，然后就蹬到火车北站。办完行李托运后，把他们送上车。知青回家那种大溃败的场面，邓贤看着非常心酸。但真正哭的时候还在后面，知青回城以后是另外一种生活，二十七八岁的他们一切又从零开始，要技术没技术，要文化没文化，要工作还没工作。这些，全部成了邓贤的写作动力。

　　1991年，一个知青老板出资，邓贤回了云南，走了三千公里，在28个农场搜集资料。这些档案记录了一代人经受的炼狱之苦，邓贤觉得自己应该把它反映出来。当时最让他感到锥心刺骨的，就是《中国知青梦》中写到的十个女知青被烧死的故事：十个平均年龄还不到17岁的女知青，下乡后的前五天都是学习，第六天开始劳动，干的是打土砖的重体力活。由于非常累，晚上睡得很死。连队一个来自上海的男知青班长，晚上偷偷地看一本黄色小说——杨沫的《青春之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结果煤油灯打翻，一下子蚊帐着火，竹子，油毛毡都是易燃品，把女生的宿舍也引燃了。男生跑出来之后才发现还有这个班的女生没出来，最后找到十个女生的遗体，她们紧紧抱在一起，最长的一个人烧得只剩下一米。邓贤去了十个女生的坟前，坟下长出一棵樱桃树，邓贤想，那肯定是女知青的灵魂。他给她们磕头，鞠躬。后来，邓贤在鲁迅文学院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当场嚎啕大哭。

　　自己的痛苦，其他知青的痛苦，考验着邓贤的神经。在《中国知青梦》里，他追问什么是最宝贵的。为什么这一代人会发出那么强烈的怒吼，不回城毋宁死。“回城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恢复做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邓贤说。

　　1992年，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在《当代》第5期刊出，这部作品以丰富翔实的资料，首次披露了知青大返城的内幕和全过程，以及边疆兵团战士的血泪档案：百人卧轨，千人绝食，万人下跪等内容。很快，这部作品就轰动文坛。

　　探险史

　　孤身卧底金三角

　　1998年夏，邓贤到泰国参加一个笔会，得知金三角部分开放，他回忆起自己当年待的地方就跟金三角一沟之隔，曾经见过太多的边民背鸦片过来，然后被兵团战士抓住。他“忽然发现一个世界性重大题材原来我伸手可及。”

　　邓贤之后一直留心做调查，希望找能够帮助他进金三角的人。最终他找到了一位丰先生。丰先生告诉邓贤，自己算得上土生土长的金三角人，国民党残军第三代，从小当兵打仗，给大毒枭坤沙当过副官。他父亲为原国民党残军第五军三十师上校师长，现为美斯乐自治会会长。丰先生告诉邓贤，自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以来，在广大金三角山区已经自发形成数以百计的汉人难民村，栖息、繁衍着数百万没有国籍的中国难民。后来，丰先生亲自派车送邓贤回宾馆，并表示愿对他今后采访提供必要帮助。

　　有一次，邓贤因为贪心不足想去抢拍枪战后战场上的尸体，被人误会，抓住捆得像个粽子。还有一次，他发现有人在密林里跟踪自己，他设计了抢劫、杀人灭口等多种可能性，并且拿起了树杈准备搏斗，可是当他转身面对来人的时候，他脑子嗡的一响，连棍子也落在了地上。邓贤看见，那人手中有把枪，这位平时自认为意志坚强，下过乡、吃过苦、上过学、扛过枪的作家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幸运的是，后来这个人成为了他的朋友。

　　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多为李弥前第八军的老部下，他们不少是因为邓贤曾在《大国之魂》中专章描写过第八军血战松山的悲壮场景而接受了他的采访。加上邓贤是在云南7年的知青，写了《中国知青梦》。而当年不少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都曾在当地学校教书，被现在金三角华人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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