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起家，近年来，在“ 全球化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关系” 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前瞻性研究，为当下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作出了重要阐释。4月 28 日，本报记者在北京就影视发展话题专访了张颐武先生。

　　张颐武教授说话语速特别快，稍不留神，他的语流就从你耳边淌过去了。他是个电影迷，曾将北京电影资料馆中的电影看了个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偶然一次与学生探讨电视剧《渴望》，张颐武受到很大启发，突然感觉到，很多跟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亟需理性解读，于是他以一个文化学者身份开始介入影视。

　　《千万次的问》与《我和你》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现在的热点是上海世博会，一如两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对这些热点你怎么看？

　　张颐武(以下简称张)：这说明中国的发展举足轻重，综合国力上升了，大事都办得了，而且办得很好。世博会是在北京奥运会的基础上，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新的象征性的起点，一个世界各国跨文化沟通、 世界和中国在一起共同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记：我们往往很关注开幕式。张艺谋执导奥运会开幕式，其实是在执导一部关于中国与奥运的电影。

　　张：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的主题曲《我和你》，让我想起刘欢在《北京人在纽约》中唱的《千万次的问》，从这两首歌中我们会发现中国、西方和世界的关系，原来中国人讲西方、讲世界，基本上是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北京人在纽约》讲的就是中国人到美国纽约的生存之梦，这首歌唱道：“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这就好像谈恋爱一样，中国拼命追西方，西方人就是不理你。中国人对西方人是仰视的，充满了焦虑。

　　但是，15年以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的主题曲《我和你》，就不一样了。过去是刘欢一个中国人在声嘶力竭地唱，向西方人唱，现在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西方人共同唱，这个变化是非常深刻的。从“仰视焦虑”到“比肩淡定”，说明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两首歌，十五年的距离，跨越了世纪，见证了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成长。

　　两双“袜子”

　　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结构重整和文化冲击，你其中谈到最明显的是消费观念的变化。

　　张：过去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如果我们现在也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工业就要完蛋了。现在是你越买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而以前是你越不买就对社会越有贡献。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那里面的陈排长进了上海，灯红酒绿，大上海的女孩眼睛都“放电”，有一个女孩子送给他一双尼龙丝袜，陈排长拿着这个尼龙丝袜心潮起伏，后来，他把山东老家未婚妻春妮给的粗布袜子丢到窗外，他“腐化”了，但经过教育，陈排长才没有被糖衣炮弹击中。

　　记：这反映了短缺经济年代的历史真实。那是个先生产后生活的时代。

　　张：画家陈逸飞先生说，中国人穿衣服都不讲究，穿衣打扮不够和谐。有一次他接受《时尚》杂志采访说，到北京和上海这种城市都买不到一双合乎心意的袜子。连袜子都要到巴黎买，一定要穿那种袜子他才觉得舒服。讲陈排长的袜子和陈先生的袜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已经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

　　记：现在的年轻人也很讲究。电影《杜拉拉升职记》还没上映，电视上就开始搞人物时装秀了。

　　张：我买故我在。你戴的什么表，开的什么车，喝的什么咖啡，就觉得你是个什么品位的人。中国白领女士消费主义很厉害，消费不在使用价值，而是在找感觉。《杜拉拉升职记》是一部时装商业电影，处处都透出时尚气味儿。

　　“尿不湿一代”或“鸟巢一代”

　　记：现在消费群体主要集中在年轻人。他们在左右时尚走向。

　　张：80后、90后的年轻人啊，我用两个词来形容他们，难听的：“尿不湿一代”，好听的：“鸟巢一代”，向上飞翔的一代。

　　什么叫“尿不湿一代”？1987年开始出现了育儿的新方式：纸尿布。用布尿布，孩子尿了，妈妈就教育孩子不能随便“放任自流”，但现在用“尿不湿”，妈妈跟孩子在交流上就少了，孩子于是可以“放任自流”。

　　记：即兴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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