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对呀，你看湖南卫视的超女节目，就是想唱就唱嘛。80后们，生长在中国富裕的时代，如果没有遗产税，在城市里的小孩可以从上两代那里继承三套以上的房子，所以他们特别敢花钱，是最敢消费的一代。

　　记：请你概括一下80后、90后的特质？

　　张：第一，他们表现自我想象力重于表现社会生活，他们不像我们对社会那么关切，他们关切的是自我的想象力。第二，自由想象力得到了发挥。什么穿越小说，盗墓小说、玄幻小说，离奇古怪。第三，也是很可贵的一点，就是关注人类的普遍问题重于关注中国的特殊问题。比如环保，过去我们吃都吃不饱，哪有心思关注环保呢！

　　记：现在的年轻人视野开阔，从小就接触见过很多世面，外语普遍好。

　　张：原来一说到中国，我们自然就会想到罗中立画的油画《父亲》，皱纹满脸，充满沧桑，还有《大眼睛》，希望工程的标志画，目光里是中国小女孩对外部世界的渴望。而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情况就变了，中国女孩春树2004年2月成为美国《 Time》的封面人物，很阳光，2005年5月9日的《新闻周刊》特别报道，一边是上海的东方明珠，一边是长城，主要位置是影星章子怡，很多人不喜欢她，但也要承认其影响力，在这上边，她就是中国的某种象征。

　　记：在中国文化输出这个问题上，你曾经说过章子怡的作用要比孔子大，引起争议。

　　张：我直到现在依然认为，孔子代表高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姚明、章子怡等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当然像章子怡等人都会有争议，但其实也不必因为争议就简单地否定其文化影响力，像迈克尔·杰克逊也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作为全球传播美国大众文化的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像韩国的经验是高端要和低端打通，让低端的大众文化能够取得广泛影响，增强国家的影响力。现在，我们也必须在两个方向齐头并进：一方面，把孔子为代表的高端传统文化转化为普遍性的价值，让精华迅速“走出去”，成为一种和世界的价值可以对话的价值；另一方面，利用大众文化近年发展造就的平台，对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进行研究和大力推广，为中国人内部认同的建构和外部理解的加深作出贡献，从而创造活力中国新形象。

　　对幸福感的要求在提高

　　记：当下的影视剧主要在考虑哪些群体，或者目标群体是哪些？

　　张：主要照顾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衣食无忧，但日常生活非常平庸，有向上爬的冲动，就产生了焦虑。所以，为了化解现实焦虑，他们就关注电影、 电视剧，让温馨的夜晚进入一个幻想中。

　　记：还有填补心理上的恐慌，比如一些空巢的中老年人，孩子大了，他们就只剩下了电视。

　　张：负担小了，人们对幸福感的要求也提高了。比如看《潜伏》就是要解决人的信仰问题。余则成的理想和信念虚拟弥补了中等收入者在这些精神层面上的欠缺，从剧中解读出来的职场政治也是吸引白领观众的“磁石”。而《蜗居》则表现了年轻人的现实物质要求已经和他们的父辈或兄辈完全不同，他们已经不再简单地期望生活的简单改善，而是期望一种和美国中产阶级相似的日常生活。

　　记：对中国“大片”你怎么看？

　　张：我觉得，中国大片，首先是最大程度上满足中国观众的精神需求，比如《建国大业》，它和以往表现解放战争的电影有所不同，它是由旧政协到新政协的历史来梳理和表现“新中国”建国的合法性，也就是将“新中国”放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中的必然性上加以表现。是由感性的人物和生活细节展现了中国“大历史”的必然性。《风声》体现了一种以悬疑为特色的类型电影的巨大潜力和可能性。这样一部中等规模的电影以“大片”的形态出现也显示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文化已经有了更加广泛的公众认知和更加灵活的运作。

　　记：全球化背景下影视剧的走向应该如何？

　　张：对外，要创造魅力中国，对内，要创造和谐中国。

　　本报记者 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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