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承：很多人宁愿相信一个没有血肉的季羡林，也不愿意接受一个真实的季老。这是不好的习气造成的——以叙述虚假的人物为乐事。社会上对父亲季羡林的描写都缺少情感、婚姻、爱，没有欲望，很完美，这一切都阉割得很自然。好像我父亲除了学术以外就没有自己的家庭生活，孤零零的像个偶像，这样并不好。

　　记者：您对于写传记的标准是什么？

　　季承：不夸大，没有虚词。有十说八，而不是有八说十。我5年到10年之前就有写父亲这个想法，原来想叫《我们这一家》。

　　我不是怨妇，对父亲也没有什么仇恨

　　记者：1994年2月8日，你们父子俩发生了一次比较激烈的争吵，这件事直接导致了后来季羡林与您长达13年的不来往，当时这件事情的导火索是“花盘事件”。你们分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季承：深层次分手的原因是，我母亲当时生病住了将近半年的医院，他在这个时期总觉得我对他不好，对我母亲好。当时他说“我早就看透了你，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咱俩的关系就到此为止。”我说：“我妈是谁？她是你夫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妈和你分开。”尽管后来他为这话向我道了歉，但我觉得这是他的心里话。

　　记者：当时你的母亲从济南来京定居，是您主张并背着父亲把她接来的。实际上，您对母亲的感情的确是要更深一些吧？

　　季承：作为子女对于母亲，特别是儿子对于母亲的确感情上偏重一些。父亲出国，我从小和母亲一起长大，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感情和父亲没有办法比。不过我大了以后理智了，不会把这种感情表现得太明显。实际上，每次回家都和父亲说话说得多，但内心深处对母亲和叔祖母更近，对父亲有隔膜和距离。比如说父亲的书房是我们姐弟的禁区，不敢轻易进去，书也不敢轻易翻，除了叠被子，打扫卫生，他的东西没有人敢动。

　　记者：与父亲一别就是这么长时间，当您看父亲的要求被他身边看护人多次拒绝时，您有没有想过采取特殊的手段见到父亲？

　　季承：采取特殊办法闯到医院里去不是不可能，当时父亲正是在气头上，加上身边的人在不断挑拨，我怕事情会闹得很僵，强扭的瓜不甜。经过很长的时间之后，他的想法变了。有人带话给我说：“他不是不见你，是怕你不见他。”当他得知，季承想见你，来了多次都被挡了回去时，明确表示，“我要让他来。”

　　记者：从某种程度上，您是用这样一本书了断和父亲的过节？

　　季承：我写书是因为对父亲的爱，希望公众能够真正理解父亲和我们家，并在理解后再去爱和尊敬，以求得更大的和谐。我不是怨妇，对父亲也没有什么仇恨。我也无怨无悔，我和他相处的最后那8个月早就和解。

　　我告诉大家一些真实情况，偶像是不会倒的

　　记者：有人说，您没有资格评论自己的父亲，并说他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

　　季承：不对，我当然有资格评论。因为我父亲不是家庭的人，是社会的人，评论的时候要讲真话，不能掩盖实事。我活到70多岁，自己的事业也很成功，现在不是靠这个要名气。

　　记者：我看到网上很多留言都是抨击您的，说得很尖锐。季羡林先生是偶像，但您发布的文字从某种意义上把这座完美的偶像给推倒了，公众不能接受。

　　季承：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公众需要一个非常完美的偶像，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这是不真实的。我告诉大家一些真实情况，偶像是不会倒的，尽管他有严重的人格缺陷和性格障碍，他的品格和学术成就依然值得人尊敬。他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按照儒家的礼仪规范和道德生活，求仁得仁，尽管压抑自己，创伤很大，但还是一个君子。

　　记者：季羡林先生临去世之前还在给温家宝总理写信，为陕西一家民办高职院校专升本的问题呼吁。据我所知，他担任的社会职务特别多，对此您怎么看？

　　季承：我父亲在世时，身上有100多个名誉协会会长、理事长的头衔，他并不拒绝这些头衔，也享受某种虚荣的东西，但这并不是坏事。可在内心深处，他还真没有把这些头衔当回事。包括“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这三顶帽子，他也没当回事。我父亲是一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作家，他沐浴其间，很干净。

　　记者 桂杰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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