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部纪录片，最短39分钟，最长86分钟，没有明星，只有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没有布景，只有那些同样斑白的人生。5月18日晚，北京798艺术区，“台湾往事——台湾外省人纪录片展映”就这么静静地开始讲述——

　　历史的单人房

　　逼仄的房间，放下一张单人床和桌子差不多就满了。墙壁的漆早就剥落，门还是木制的，门口贴着一张旧报纸，从左到右写着几个毛笔字：家里无钱，请勿光临，谢谢。

　　这就是林孟明的“家”——台湾芳兰山庄，一座国民党空军退役员工宿舍，居民都是退役下来的军官或士官。宿舍分为甲乙两区，各有A、B、C三栋。最盛时住了700多人。而如今，人去楼空。

　　搬走的搬走，过世的过世，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单身老兵，因为经济条件差无法结婚，依旧住在这里。林孟明、傅子龙、刘体全就是其中的3个，同时也是纪录片《一人三坪六十年》的主角。

　　故事不能再简单了，可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林孟明，70多岁，不多话，平时喜欢阅读和写书法，每天中午去食堂打一份饭吃，剩下的打包回宿舍放在热水里温，留着晚上吃。刘体全，77岁，因患癌症，原本分隔两地的大陆妻子来台照顾，俩人挤在三坪大的房间共度余生。

　　最有个性的是傅子龙，这个83岁的老头子，脾气古怪、不合群，动不动就对人咆哮，内心却是个“老顽童”。当年国民党抓壮丁，他被迫从军赴台，在大陆留下一妻一女。因为没什么钱，他一直没再娶，早早写好一份遗书挂在墙上，以备将来殡仪馆料理后事。

　　多年前，他给自己写过一首诗：“人生如梦匆匆去，悲欢离合谁不遇。须发皆白成现实，快乐身心保身躯。”这首诗压在书桌下，纸张泛黄，字迹模糊，就像在老人身上停格的时光。

　　“其实，这3个普通老兵背后折射的是一个群体。他们离开原乡和亲人，没有高官厚禄，没有亲人照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被提到的次数锐减，声音也越来越弱。”外省台湾人协会秘书长周思诺在解读该片时称，那3坪的单身宿舍就像是一间“历史的单人房”，这个房间里装满了话语，却始终缺少谈话的对象。

　　扎根不深的番薯

　　“那时哪会知道啊！说是到大后方去休息，结果一觉醒来就在海上，心想完了完了，真的是大后方，四面全是海，逃都逃不掉。”80多岁的李文保老人对着镜头回忆，话语间仍然带着四川口音。他也是退伍老兵，如今住在忠义村。

　　忠义村是典型的眷村，位于台中大肚山台地的大雅乡。1949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因为邻近清泉岗机场的关系，部分空军退伍的官兵没地方可去，就把日据时期的八座野战医院当作容身之所。后来陆续进驻的退伍官兵越来越多，就在附近盖起了所谓的违章建筑。

　　而如今，这300多户“违建户”被当局认为是土地窃占者，依据法律，他们的住所将被强制拆迁。

　　为了捍卫村民权益，忠义村村长刘公展毅然拿起摄像机，拍下《窃占者》这部纪录片。片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它说，大肚山台地的土壤像鲜血一样红，只适合种番薯。这些被遗忘的退伍老兵，就像是“被抛到空中的番薯”，“因为扎根不深，谁都可以挖。”

　　事实上，忠义村的悲痛并不是惟一的。廖信忠，畅销书《我们台湾这些年》的作者，看完影片后与观众谈起，几年前，位于台北市区的一个旧眷村因为有碍观瞻被拆掉，改建成一个都市公园。结果几个月后，一些老兵因为离开旧居陆续死去。

　　面对这些现实，刘公展当然也知道，他无法螳臂当车去阻挡历史潮流，他只是希望当局能给孤苦的老兵们安排去处，或者让他们采取承租的方式继续住下去。势必要拆的话，也能够把原眷村的遗留物列入文化遗产保护起来。

　　能留住一些“根”，这似乎就是眷村最好的命运了。在另一部纪录片《影像人生》里，新竹的“空军一村”改建后，遗留物品就被放置在眷村文化博物馆，取名“眷恋之村”。

　　只是，除了物质遗产，显然还有更多看不到的东西，比如情感。就像片子《延续》里，那些眷户把花移植到新楼的中庭，仿佛在眷村一样……导演的用意在于表明，这些人一辈子都在迁移，先是从故乡迁到台湾，又从住了半个多世纪的眷村迁到新宅，“他们只是希望人生可以不再漂流”。

　　记录即将凋零的历史

　　《一人三坪六十年》里的3位单身老兵，《窃占者》里争取权益的台北忠义村眷村村民，《影像人生》里坚持5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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