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本由阎崇年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引发了一桩涉及69万元的诉讼。

　　据媒体报道，在本起诉讼中，山西大学副教授白平声称，根据之前见诸报端的阎崇年“悬赏声明”，读者只要发现校注版《康熙顺天府志》中出现一处错误，即获奖励1000元，而他前后发现该书“错误”690处，理应获奖金69万元；另一方面，阎崇年代理律师出示阎本人的《答辩状》，称：《康熙顺天府志》涉及三万个断句，难免会有错误，企盼读者给予指正，同时声称从未委托任何媒体发布过悬赏广告。

　　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到底是学术争论，还是经济争端？是严肃治学，还是蓄意炒作？媒体和公众的密切关注让此事不断升级，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多燥热。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三位学者，请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事件作了冷静分析。

　　不怕出错，就怕不知道怎么出的错

　　一本据称被挑出了690处错误的学术著作，摆在公众面前。据媒体之前报道，这本校注版《康熙顺天府志》出版前，历经作者和出版方15次校勘。到底有没有错？怎么出的错？板子究竟应该打在谁的身上？

　　曹先擢

　　曹先擢(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语言学家)：

　　关于这场争论，我们可以寻求不同的答案，人们也可以出于各自的兴趣和目的去参与。而对学界来说，我想，从中能获得哪些有益的东西，应该是较为有意义的。

　　首先，既然有人“挑错”，那么哪些是确凿的错误，我们要先把它核实了。古籍整理是很辛苦的工作，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同时它也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如果校注出错，是要贻误后人的。

　　其次，如果有“硬伤”，就需要仔细分析。既然有人下了很大工夫挑出了“错”，我们就得认真分析一下，这些都是什么性质的“错”，并加以归类。比如哪些是笔误，哪些其实是介于错与非错之间的、可以继续研究的，哪些是没有商量余地的“硬伤”，“硬伤”可是文献整理的大忌。

　　最后，如果确实有错误，我们还要分析，为什么出错？哪个环节出的错？书不是某人的家庭作业，出版以后，作者、出版方，是要对社会负责任的。出版是一个程序，每个环节都有责任划分。谁约的稿，谁审的稿，要各尽职责来保障书的质量。我们需要查找哪个环节出了漏洞。我们不怕出错，就怕错出了，却不知道是怎么出的。

　　现在有很多东西被“炒作”，炒作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炒作。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需要那些坚持学术至上的“傻子”。北京大学的王竹溪先生，以物理学家知名，西南联大时听讲说文解字，对语言文字发生兴趣，从此历经40余年编纂《新部首大字典》，直至他去世后此书才出版。做学问需要严谨求实。坐得住冷板凳、坚持学术至上做出来的东西，也许会一时无人问津，但是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

　　相关评价或应留给学术共同体

　　阎崇年是否真的做出了“一字千金”的承诺，有待法律的评判。但有媒体认为，之前校注版《康熙顺天府志》的作者及出版方，对该书学术质量的宣传，充溢着对该书学术水平的肯定和自信。“悬赏门”背后，究竟谁是谁非？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媒体和公众，应该把话筒交给谁？

　　张颐武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学术共同体指的是，一群在共同学术领域中的学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由此而形成的群体。大家研究的学术领域接近或者相对比较接近。

　　在一些比较专深的学术问题上，比如涉及史料问题或者冷门专业，以及一些公共话题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公众和媒体往往不具备判断的专业能力，这种情况就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判断。

　　目前白平诉阎崇年一案正在进行。但我认为，法院同样需要借助学术共同体的力量来得出判断。

　　现在的情况是，双方争执不下，且都有支持者。一开始，关于阎崇年著作“悬赏求错”的说法，是通过媒体、公众扩散出来的；后来，来自白平的质疑，也诉诸公众和媒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公众和媒体的加入并不能给这场争论的任何一方增加胜利的砝码，唯有专业的学术判断才是真理的标尺。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学术问题就不能走向公众，就不能通俗化。我认为，学术的公众化是必要的，学界需要和公众的沟通。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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