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本由阎崇年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引发了一桩涉及69万元的诉讼。
据媒体报道,在本起诉讼中,山西大学副教授白平声称,根据之前见诸报端的阎崇年“悬赏声明”,读者只要发现校注版《康熙顺天府志》中出现一处错误,即获奖励1000元,而他前后发现该书“错误”690处,理应获奖金69万元;另一方面,阎崇年代理律师出示阎本人的《答辩状》,称:《康熙顺天府志》涉及三万个断句,难免会有错误,企盼读者给予指正,同时声称从未委托任何媒体发布过悬赏广告。
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到底是学术争论,还是经济争端?是严肃治学,还是蓄意炒作?媒体和公众的密切关注让此事不断升级,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多燥热。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三位学者,请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事件作了冷静分析。
不怕出错,就怕不知道怎么出的错
一本据称被挑出了690处错误的学术著作,摆在公众面前。据媒体之前报道,这本校注版《康熙顺天府志》出版前,历经作者和出版方15次校勘。到底有没有错?怎么出的错?板子究竟应该打在谁的身上?
曹先擢
曹先擢(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语言学家):
关于这场争论,我们可以寻求不同的答案,人们也可以出于各自的兴趣和目的去参与。而对学界来说,我想,从中能获得哪些有益的东西,应该是较为有意义的。
首先,既然有人“挑错”,那么哪些是确凿的错误,我们要先把它核实了。古籍整理是很辛苦的工作,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同时它也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如果校注出错,是要贻误后人的。
其次,如果有“硬伤”,就需要仔细分析。既然有人下了很大工夫挑出了“错”,我们就得认真分析一下,这些都是什么性质的“错”,并加以归类。比如哪些是笔误,哪些其实是介于错与非错之间的、可以继续研究的,哪些是没有商量余地的“硬伤”,“硬伤”可是文献整理的大忌。
最后,如果确实有错误,我们还要分析,为什么出错?哪个环节出的错?书不是某人的家庭作业,出版以后,作者、出版方,是要对社会负责任的。出版是一个程序,每个环节都有责任划分。谁约的稿,谁审的稿,要各尽职责来保障书的质量。我们需要查找哪个环节出了漏洞。我们不怕出错,就怕错出了,却不知道是怎么出的。
现在有很多东西被“炒作”,炒作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炒作。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需要那些坚持学术至上的“傻子”。北京大学的王竹溪先生,以物理学家知名,西南联大时听讲说文解字,对语言文字发生兴趣,从此历经40余年编纂《新部首大字典》,直至他去世后此书才出版。做学问需要严谨求实。坐得住冷板凳、坚持学术至上做出来的东西,也许会一时无人问津,但是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
相关评价或应留给学术共同体
阎崇年是否真的做出了“一字千金”的承诺,有待法律的评判。但有媒体认为,之前校注版《康熙顺天府志》的作者及出版方,对该书学术质量的宣传,充溢着对该书学术水平的肯定和自信。“悬赏门”背后,究竟谁是谁非?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媒体和公众,应该把话筒交给谁?
张颐武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学术共同体指的是,一群在共同学术领域中的学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由此而形成的群体。大家研究的学术领域接近或者相对比较接近。
在一些比较专深的学术问题上,比如涉及史料问题或者冷门专业,以及一些公共话题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公众和媒体往往不具备判断的专业能力,这种情况就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判断。
目前白平诉阎崇年一案正在进行。但我认为,法院同样需要借助学术共同体的力量来得出判断。
现在的情况是,双方争执不下,且都有支持者。一开始,关于阎崇年著作“悬赏求错”的说法,是通过媒体、公众扩散出来的;后来,来自白平的质疑,也诉诸公众和媒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公众和媒体的加入并不能给这场争论的任何一方增加胜利的砝码,唯有专业的学术判断才是真理的标尺。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学术问题就不能走向公众,就不能通俗化。我认为,学术的公众化是必要的,学界需要和公众的沟通。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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