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策划专家声称改地名促进了旅游发展，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实际并无根据。面对这样的鼓动声浪，地名主管部门应该依法办事，严把地名审批关，不能迎合某些人的不合理要求或屈从于现实利益，不能随意破例

　　地名就是地名——一个特定的、有明确范围的空间的名称，它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一个地方或一个地域范围的识别标志，因而应该尽可能保持稳定。这本是常识，也是地名使用的惯例，但近年来刮起了一股更改地名之风，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地名并非不能改。比如由于中国领土辽阔，地名众多，免不了会出现同名的情况，如果全国出现同名县，一省出现同名城镇，一市出现同名道路，一县出现同名乡，必定会造成很大麻烦，因此需要更改。又如，少数从古时延续下来的地名含有对少数民族或邻国的侮谩蔑视，有的地名是外国列强势力入侵的产物，当然需要改换新名。但近年来的改地名，却是出于其他原因。

　　改地名能“拉动内需”、发展旅游？

　　一是借行政区划改变而刻意改名。有些地方行政区划变化频繁，县改为市，市又改为区，还不时调整辖境。本来，政区的通名(县、市、区等)改了，前面的专名不必改，辖区的主体不变，专名也可以不变，但一些地方热衷于改名，非用一个新地名不可，以至当地居民刚适应一个地名，又得用另一个新地名了。有的一味“复古”，却不考虑这个古地名与今天的辖境已完全不同。有人说，改地名可以“拉动内需”。的确，改一个地名必须新刻很多公章，制作很多新招牌和标志，印许多新文件袋、信笺信封、办公材料，重制很多证件，重编很多电脑程序，或许还能增加多少个就业岗位，甚至养肥多少承包商，但这与劳民伤财何异！

　　一是用辖境内某一旅游景点的名称取代原地名。这样做的理由据说是为了发展旅游，打景点牌能吸引来更多游客。其实，一个著名景点，特别是全国闻名的景点，绝不会被所在地的地名所掩盖，绝大多数游客不会不知道这个景点在哪里，或者到了当地还不知道这个景点。相反，用景点名称取代当地地名，反而可能增加外来游客的不便。如黄山市(徽州在1987年改名黄山市)的驻地在屯溪，离真正的黄山景区有数十公里。于是无数外地游客走错地方，而本地人却继续沿用原来的地名。交通部门怕引起纠纷，只能在列车或航班的到达地点“黄山”后括注“屯溪”，比不改还麻烦。

　　改名之后失去的往往是历史文化

　　被改掉的地名大多已使用数百年、上千年，连接着许多历史事实、人物、典故、文艺作品、民间传说，随着这些地名的消失，很多内容甚至已经不为当地人所知，或者虽然知道这些内容却不知道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如徽州始置于宋宣和三年(1121年)，一直是当地的州、路、府的名称，有800多年历史。徽州的消失，意味着与这个地名有关的文献和史料将越来越鲜为人知。

　　某些策划专家声称改地名促进了旅游发展，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实际并无根据。从表面看，有些地方在改名后游客的确增加了，旅游收入的确提高了，但这是旅游产业本身发展的结果，并不能说明究竟有多少效益是来自改名，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份有说服力的分析报告。相反，并不乏改了名后旅游并无起色的例子，却被这些专家刻意回避了。

　　“官运财运”难道要靠改地名讨“吉利”？

　　还有些地名虽然至今尚未改成，但鼓动的声浪一直没有停歇。如此鼓动，都是出于功利。如河南新郑，有人想改名轩辕，自然想以此巩固“黄帝故里”的地位；而要将石家庄改名西柏坡，无非既想借重“红色旅游”，又想摆脱“全国最大(村)庄”的说法。更离谱的，有人以骆马湖谐音“落马”为由，要求改称“上马湖”，完全将地名当成了祈福辟邪的工具。这些企图之所以受到抵制，是因为多数人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如新郑本来就是一个有2700多年历史的地名，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有确切年代可考、还在使用的古地名之一。放弃它而改用一个有争议的新地名，究竟会带来什么好处？石家庄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的名称已有几十年，试问国内外还有谁真将它当作村庄？至于听到“骆马”就想到“落马”的，恐怕只有贪官、愚官，如果“官运财运”能随着“吉利”的地名而来，人类社会岂不太简单了！

　　面对这样的鼓动声浪，地名主管部门应该依法办事，严把地名审批关，不能迎合某些人的不合理要求或屈从于现实利益，不能随意破例。

　　葛剑雄(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