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孜孜追求的始终是对君王和治国者的教育，并无意于将其普及化为对臣民的约束(所谓“小人不可教也”)

　　文/孙施文

　　魅，在中文里的本意是鬼怪，所以字从鬼部，如鬼魅、魑魅魍魉。但另有一种用法则与这层含义多少有点对立，似乎又是从这种含义中延伸出来的，如魅力、魅惑，等等。因此，“为孔子祛魅”的这种说法，就是想把这两层含义都包含在内，也就是想要摒除孔子的后人为其罩上的光环和扣上的尿盆，还原真实的孔子。

　　首先，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生前是类“丧家之犬”的孔子，到了身后却又成了“至圣”？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能够发生？如果这个问题回答不了，或者没有很好解答，那么对孔子及其论述的所有解读都不可能增加我们对其的理解。

　　从所有的历史记载和《论语》的片言只语可以看到，孔子周游列国，当然是为了推销自己的思想，而这种推销显然不是针对社会公众的，而是面向君王的，也就是说，孔子所说的“仁”啊、“礼”啊，或者“克己复礼”之类的，原本就不是对黎民百姓说的，而是要那些君主们身体力行的。他的一整套思想，包括他的行为，如“述而不作”之类，说到底就是要做“国师”、“君师”。

　　在孔子的概念中，君子是寥寥无几的，是极少数的几个人，是国家的统治者和治理者。即使在他落寞之后，做不成“君师”之类之后，只能自设杏坛，教育和培养未来的、可能的治国大臣，流传下来的那些大弟子们不都是这样的么？但即使如此，这些弟子是否仁，在孔子看来好像也是无所谓的，如回答孟武伯之问时讲到不知子路之仁，“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等等。由此或许可知，“仁”的标准也并非是要求这些治国大臣所必备的条件，那么是否就很清楚其所阐述的这些要求是为谁而设定的呢？

　　春秋战国时期，被孔子定性为礼乐崩坏，世风日下，因此，所谓的“从周”、“复礼”之类，就是要恢复西周时期一统天下的井然秩序，这对于已经自立为王的原先的各诸侯国而言就是要各国君主重新从属于一个统一的国家，仍然复归于诸侯的地位。各国国君也很清楚孔子说的是什么，但对于那些一心一意想着争王争霸的国君们，这肯定是不合他们的心意和欲求的。由此想到，后来的卫鞅(也即后人所称之商鞅)见秦孝公的故事。卫鞅第一次见秦孝公，讲“帝道”，“孝公时时睡，弗听”，第二次给秦孝公讲“王道”，也“未中旨”，第三次讲“强国之术”的“霸道”，孝公不仅“数日不厌”，而且在讲谈之间“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由此可见，那些被孔子看成是其思想传授对象的国君们根本无心听取他的“仁”、“礼”之道。

　　当然，可以把这一切说成孔子是复古，是阻碍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当时这或许真的就是一种潮流，只是后来并没有朝着孔子所设想的这个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由另一个国家或另一群人重新把这些国家统一起来的格局。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就孔子的言论而言，他所洞察的，不仅是周王室的破败或瓦解，而且也多少带着一些对其他小国崛起的提防、顾忌和不屑。而在大一统国家建立之后的并不太久远，为了江山的维护和运行，孔子的思想就又成为了治国的根本，即后人所谓的“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或许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了。

　　同样的一套思想、同样的一部小书，其地位为什么就出现了这样天翻地覆的改变？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两千多年来对孔子(或《论语》)的接受史和理解史，考量一下我们所接受的所谓儒家传统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后来的儒生尤其是经汉一代的再阐释，孔子原先的主张被泛化，或者说被普遍化，它们不再是作为统治者所必需的修炼和需要遵守的行为规则，而是成为了整个社会建构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法则，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动作用的开展都需要以此为依据。也就是说，孔子所倡导的“仁”啊“礼”啊之类的，不再仅仅是对那些国君或治国者的品性和行为的约束和规范，而是对这些国君或治国者治下的黎民百姓进行规范的思想准则和行为纲领。由此，历代帝王一旦坐稳天下，就祭起尊孔的法术作为其巩固统治的手段，至于他们自身是否以此为准则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因为他们是不可监督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成就了孔子在后世“至圣”的地位。

　　可见，孔子由生前的类“丧家之犬”而成为后世的至圣，并非是孔子超越于时代，而恰恰是后人偷换了其思想的应用对象。这种转换与孔子自己并无关系，他所孜孜追求的始终是对君王和治国者的教育，并无意于将其普及化为对臣民的约束(所谓“小人不可教也”)。所以，后世对于孔子的尊崇或者批判，也都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