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文化担当

　　——文化学者谈如何抵制文艺节目低俗之风

　　相亲节目泛滥低俗,娱乐节目媚俗不堪,尤其是婚恋相亲节目频频爆出的惊人之语,通过大众电视传媒予以无限放大,不断挑战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电视荧屏存在的低俗庸俗之风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深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时统宇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电视文化研究所所长徐舫州先生就如何抵制低俗之风,弘扬正确价值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文艺工作者不能忘却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

　　经济利益不能取代文化担当

　　时统宇先生对低俗节目下了这样的定义:追求利润为终极目的,缺乏文化艺术或科学意义上的原创因素,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传媒文化现象。

　　“低俗化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徐舫州认为,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而广播影视节目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收听率以及其背后隐藏的广告收入和经济利益。因而在“唯视听率论”的推动下,影视剧中为“小三”正名,相亲节目为“拜金女”扬名,甚至采用演员来冒充嘉宾,使电视相亲节目变身“情景连续剧”,语言低俗,表演媚俗。他说,视听率作为一个相对科学、客观的量化指标,能够反映一档节目、一个频道,乃至一家电视台的收视表现,如果运用适度,它会使电视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观众;但是,我们在强调收视率的同时应当承认,某些低俗化的东西可能会带来高收视率,但对电视人来说,如果一味迎合,放弃对核心价值观的坚持,这就是媚俗,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事实真相和行业基本职业道德规范。

　　时统宇认为,把“视听率”当成节目成败得失甚至是生死存亡的首要标准,势必会导致节目低俗化。他还对广播节目中的广告宣传予以痛批, 认为在养生、保健、减肥、增高等宣传上忽悠百姓,“什么药都敢卖,所以张悟本现象不是偶然和孤立的,而是在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他认为,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媒体在释放产业功能的同时,产生了对经济利益的过度倚重,由此导致媒体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的日益缺失。“个别电视媒体目前极度倚重娱乐功能,甚至不惜‘娱乐至死’抢拼收视率,就是媒体社会功能缺失的一大体现。”

　　加强影视改革和舆论监督

　　时统宇认为,电视媒体恶拼“收视率”导致节目低俗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即我国广播影视在体制和结构上的矛盾,使影视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现在有数千家电视台,上万个频道,频道资源浪费严重,电视节目的收视率非常低。国内一些节目的收视率能达到1%就算相当不错了。这种散乱小弱、鱼龙混杂的格局,推动了各电视台的恶性竞争,一些小台为了生存,难免会想别人所不敢想、做别人所不敢做,在猎奇、低俗等方面动脑筋。他认为,节目低俗化需要严格有效的监管,但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分级制度。所谓“有了规矩才成方圆”,当有关部门制定出低俗节目标准,才能在其后的管理中“有法可依”。

　　在为电视节目感到忧虑的同时,时统宇还坦言他更为中国电影感到忧虑,他说,去年电影票房60亿,今年据说要达到100亿,表明电影产业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电影商业化、市场化有些跑偏,连一些大导演名导演都去拍商业片、娱乐片,其负面作用不可低估。

　　由此,二位先生都提出要加强影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包括新媒体在内的舆论监督作用。徐舫州指出现在缺少文艺批评,文艺评论多是追捧和炒作,缺少有见地、尖锐的文艺批评和真知灼见。他说,全国上万个电视频道,没有一个是搞文艺批评的,这不正常。报纸和杂志的文艺批评也很少,社会舆论被潮流所裹挟着,文艺难免要流于低俗。他呼唤要有真正的文艺批评。

　　时统宇则认为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广电系统“掌门人”问责制和频道、频率退出机制,借鉴“一票否决制”,对严重的影响坏的节目“零容忍 ”。同时,要共同发挥网络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监督作用。他说,网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近年来中国社会的舆论监督主要由新媒体——网络来担任,但传统媒体也可发挥自己的导向性作用,如2007年某电视台“第一次星动”节目之丑陋、低俗,就是某传统媒体先揭露出来的。他还建议组织国有的至少是国有控股的视听率调查公司,这涉及到国家的文化安全,且可不被纯粹的商业和市场所左右。

　　去芜存精鼓励创新

　　针对目前低俗的电视相亲节目,徐舫州和时统宇都主张不要一棍子打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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