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子龙先生的这封来信，我非常感动。老实说，在文学批评上，我虽然努力使自己抱着超然的态度，但绝不是一个不屑毁誉的人。作为“ 批评家”，我收到过许多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听到过从维熙、何满子、谢冕、严家炎、张梦阳和台湾的马森等前辈作家和学者的让我受之有愧的“不虞之誉”，但也承受过“不虞之毁”，尤其是某些“著名作家”的东拉西扯的臆度和詈骂，至今让我犹觉不可思议。一般来讲，作家一旦成名，就会更加爱惜自己的羽毛，也会更加在意批评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但是，其中很有一部分人，未能正确地理解文学批评的功能，没有学会如何以正常的态度对待批评：看到那些把话说豁了边的赞扬，他们视之为自己应得的奖赏，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看到质疑的批评，则大为不快，甚至恼羞成怒，认为批评家要么低能，看不到自己的佳处，要么居心叵测，偏要坏他的好事。而蒋子龙先生自出道以来，不知听到过多少赞扬，读到过多少评论自己的文章，怎么会在乎我的那样一篇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呢？我觉得他写信给我，完全是由于他的教养。没有谦虚的德性和博大的胸怀，没有对别人的尊重和平等意识，就不会有这种教养，就不会降尊纡贵地写信给一个晚生后辈，就不会真心诚意地“再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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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者有信来，岂敢不回复。于是，铺纸搦管，我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尊敬的子龙老师：您好！

　　惠示收悉。刚从外地回来，所以迟复，请您海涵。

　　谢谢您的理解和鼓励。您的谦虚，让我感佩；您的奖赞，使我愧怍。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忠厚”的人，虽然还没有到“烂忠厚”的程度，但也并不具备做批评家的刚健性格和无畏精神。真正的批评家是那种敢于承受伤害和打击的人，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他虽然不必像东汉的仲长统那样“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但却应该把他的“三可贱说”牢记在心：“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 ”；他绝不满足于寻章摘句地玩弄“纯文学”，而是以批判者的姿态向社会提供真实的信息，向世界发出正义的声音。1933年6月18日，鲁迅先生在写给一个被胡适批为“妄人”的曹姓学者的信中说，可怕的“残虐”，将使“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甚至，“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在我看来，学者的虚与委蛇和不说真话，批评家的二三其德和苍黄反复，士人的丧失对“可贱”之事的敏感，其后果，将与可怕的“残虐”一样严重，一样有害，因为，它不仅会严重地淆乱文学评价的标准，而且还将严重地败坏我们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

　　我本来是学问中人，更愿意安安静静地读书，倘有所感所思，持之有故、条分缕析地写将出来，便很觉惬意。成为所谓的“新锐批评家”，其实是很偶然的事情。我实在看不惯某些批评家一味地向“著名作家”做媚笑，看不惯他们把无大价值的劣作赞为寡二少双的杰作。偶因读了几部这样的“杰作”和 “经典”，便忍不住写了几篇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谁承想，竟惹得一些朋友怏怏不乐，也将我自己置于激烈“交锋”的冲突地带。

　　古人说，事相反而实相成。其实，创作与批评也是互相推助、相生相克的。说真话的批评，可以给作者提供一面自我认知的镜像；优秀的作品，则能点燃批评家的创造激情，激活他们的思想，给他们带来阅读的快乐和言说的冲动。我读《农民帝国》，就体验到了这样的愉悦和冲动。您像陕北的石匠一样，在生活的石山上，雕刻出了一个个棱角分明的人物形象。您对这个复杂的转型时代众生相的洞察尤其深刻，既有着令人震惊的现实感，又有着发人深省的历史感，极大地超越了詹姆逊所批判的那种缺乏自我认知能力的“文化逻辑”，克服了那种失去感知“整体性”能力的琐碎和浅薄。郭存先这一人物的塑造，更是了不起的成就。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格裂变和人格毁灭的悲剧，可以看到国民性异化的严重情形，而这些人格灾难和精神伤痕，几十年来，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被充分地揭示出来。如何治愈这些内在的创伤，如何使他们活得更文明、更幸福、更有人格尊严，正是您在这部小说中忧心殷殷地思考的主题。您的这部皇皇巨著，第一次以史诗般的规制和力量，展示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惊心动魄地揭示了中国农民内心世界的那些被层层表象遮蔽的病痛和残缺，就此而言，它实在可以被当做认识变革时代的中国人精神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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