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白居易 长恨歌 主题影视剧 风情 

　　[论文摘要]白居易《长恨歌》浓缩了野史、杂记等的“风情”韵味，不仅在文学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魅力，而且对相关影视题材作品的创作、观众的审美趣味等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足以印证“一篇长恨有风情”。
　　　
　　关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古往今来已成为诸多文学作品中的素材。李白的《清平调》三首虽是在长安供奉翰林时奉诏所作，但诗人突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将木芍药(牡丹)的花团锦簇和杨贵妃的花容月貌辉映起来，达到了人花合一的境界，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影视剧《大唐歌飞》中插曲的歌词亦出自于此。杜甫的诗歌《哀江头》则产生于不同的背景，这是诗人在公元757年，在沦陷的长安旧地重来，触景伤怀而作的。一个“哀”字，有感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生离死别之事，遂发出的哀伤之音。“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宣泄了诗人叹贵妃之不幸，哀国家之多艰的情绪。杜甫的《丽人行》更是妇孺皆知，诗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旧唐书·杨贵妃传》载：“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着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璨瓓芳馥于路。而国忠私于虢国，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联镳方驾，不施帷幔。每三朝庆贺，五鼓待漏，靓妆盈巷，蜡炬如昼。”从中可窥见杨氏家族炙手可热的权势和醉生梦死的生活，《丽人行》这首诗表面上讽刺了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其实是曲折地反映了君王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诗人就是在这一本正经的咏叹中，出色地完成了诗歌揭露腐朽、鞭挞邪恶的神圣使命，获得了比一般讽刺诗歌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
　　真正体现唐玄宗和杨贵妃生死相恋的爱情故事、且最有影响的诗歌作品则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类似这样千古传诵的佳句，使七夕除了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的故事外，又增添了唐明皇和杨玉环长生殿盟订终生的浪漫故事，读者对此无不津津乐道。但是联系到诗人创作此诗的意图，其着眼点首先在于讽刺。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故事后，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还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其云：“窒乱阶，惩尤物，垂于后世”，足见陈鸿创作的意图是为了证明红颜祸水的观点，想以此对后世起到引以为戒的作用。白居易对这种说法颇为赞同，但是在实际创作中只在诗歌起始部分用“汉皇重色思倾国”透露出讽刺的意味，其它诗句大多是对这对帝妃之间的真挚爱情的歌颂，可以说是一讽而百劝。《长恨歌》以其缠绵凄婉的爱情故事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歌妓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正因为白居易创作意图和诗歌作品之间的巨大反差，《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成为读者争论的最大焦点问题，综合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种：其一，爱情主题说。这一种看法认为白居易的诗歌作品大篇幅歌颂两人坚贞不渝的爱情，即使是起始部分的讽刺也是为唐明皇苦求知己打下的伏笔：其二’讽刺说。理由是在歌颂爱情的背后，更深层次地讽刺着杨贵妃的专宠与跋扈，唐玄宗的荒淫与误国；其三，爱情与讽喻双重主题说。他们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喻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简单相加。也正因为白居易用文学的视角、复杂的心绪来观照这对主人公生离死别的悲剧爱情，从而使人们越来越希望从“风情”，也就是从情感的角度来解读和演绎这段历史情缘。
　　从情感角度而言，相关的影视剧无不围绕“风情”做文章。综合观影视剧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大多取自笔记小说，尤以《太平广记》录入较多，涉及的内容五花八门，譬如佛道术数、逸闻轶事等，这些故事都极大地丰富了唐杨两人的性格特征。其中佛道思想对唐代影响极大，君王倡导佛道，百姓狂热信奉。我们熟知的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人都与佛道中人交往密切。如《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九《张云容》中记述了人鬼相恋、死而复生之事，通过杨贵妃的侍儿张云容鬼魂之口，回忆唐玄宗笃信道教，常与申天师谈道，而贵妃与侍儿张云容则偷听之，看来众人对道教深信不疑。《太平广记》卷第七十二的《王曼》则用细节进一步深化玄宗笃信佛道的态度，他见到学通内外的王曼，“旦夕礼谒”“访以道术”，虔诚之至，听其“修身俭约”“慈心为本”、因果报应的道理，并十分信任炼丹道士的作为。据说有些道士还有特异功能，如杨贵妃最喜欢孙甑生表演的法术，在《太平广记》卷第七十二《孙甑生》中，深于道术的孙甑生能“折草为人马，乘之东西驰走”等。这些佛道思想渗透到文学领域，增添了神秘、玄怪的色彩，营造了浪漫主义气氛，难怪白居易在《长恨歌》的结尾部分，为了突出唐杨二人对爱情的矢志不渝，特意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让苦苦寻觅贵妃踪影、失魂落魄的唐玄宗，特别邀请了临邛道士来作法，终于找到了杨贵妃的魂魄，使阴阳隔绝、彼此思恋的一对有情人在海外仙山一蓬莱仙岛上通过使者互通了音信，重申当初的爱情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种文学加工的手法体现了白居易对佛道思想的认识，对唐杨爱情悲剧的理解，白居易甚至撇开他们帝王和嫔妃的身份，而是将之视为芸芸众生中的普通男女，进而用遗憾、惋惜的笔触刻画出这对曾经彼此爱恋的人在兵荒马乱之中，无法掌握自身命运，不得不终结爱情后的无奈和痛苦之情，后人读之无不动容，觉得荡气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