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阳湖派；陆继辂；命运多舛；抉摘幽隐；感慨深挚
　　论文摘要：陆继辂系清代“阳湖派”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古文无论是叙议交融的序文，还是纳深情于和雅的传记，或伤悼友朋逝迈的墓志铭，都能体现出绸缪婉挚、感慨多情的风格特征。他的一系列佳作，足可与“阳湖派”名家恽敬、张惠言、李兆洛诸人作品相媲美。其古文婉挚多情风格的形成，与平生遭际所形成的伤感多情的性格有关，也与其抉摘幽隐、发抒性情的文学理念有关。在“阳湖派”中，陆继辂是一个标格独特的作家，清代文学史上，其人其文都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
　
　　清代古文“桐城”而外，“阳湖派”为最大宗，其代表作家为恽敬、张惠言、李兆洛与陆继辂。恽、张、李三人古文成就，论者多有述及，而对陆继辂则鲜有涉笔。陆继辂(1772—1834)，字祁生，一字修平。在“阳湖古文”诸名家中，陆继辂为人挚直略同恽敬，身世坎坷近于张惠盲，文章多情差似李兆洛，而慨然以文人自命，欲以文学抉摘幽隐，揭示人生命运，则“阳湖”诸名家中一人而已。综其一生，论平生遭际，可概括以“伤心”二字；论文章特色，则必称“多情”。本文即试图在揭示陆继辂性本多情以及何以一生“时时伤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文章多情的内在理路，并论述其古文的主要成就。
　　
　　一、性本多情，命运多舛：陆继辂古文婉挚多情之由
　　
　　文学为作家心灵的写照，而作家自身的性格与人生经历，是规定其心灵图景性质最主要的两方面因素。阳湖古文家陆继辂的文章，之所以呈现出婉挚多情的显著特征，从文学外部促成因素来讲，主要便是因为其天性的多情与一生遭遇的坎坷不平。
　　关于陆继辂性格，李兆洛《贵溪县知县陆君墓志铭》所述最为典型：
　　君(继辂)绸缪婉挚，笃切犘之谊，每朋尊促坐，清酒百壶，欢笑间作巳或触所闻见，微辞致规，因极论得失，欲刳心相示，涕泗横流，不知者以为酒狂也。在继辂与友朋平常交往的“绸缪婉挚”中，已足见其性格的真诚多情，以此真诚多情渗入古文创作，其古文亦能具备“绸缪婉挚”的特点，正所谓文如其人。而陆继辂一生遭遇为何坎坷不平以至于每每“伤心”?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其一，幼即失怙，家计贫迫。若推原陆氏的家族渊源，据李兆洛(贵溪县知县陆君墓志铭)，可上溯古陆终氏，下至“汉晋间为吴中望，唐宰相忠宜公(贽)至君(继辂)，凡三十二世”。明初，继辂十四世祖陆福举家自淮安迁至常州，遂古籍常州，至继辂十七世未有更变。继辂曾祖廷炜、祖载起，为诸生，“赠顺昌县知县”，则陆氏至继辂曾祖、祖父辈，家境尚好。继辂父广霖，“乾隆己未(1739年)进士，历官福建、广西，终恭城县知县，署思恩府百色同知，治绩载闽志”，依此亦略可推知，直至继辂之父在世时，其家大抵小康，衣食应当无虞。广霖原配高氏、继配庄氏，俱无子，三娶林氏，生继辂，当时广霖已年六十六。乾隆四十五年(1780)，广霖以七十五岁卒，继辂方九岁。广霖死后，维持家计、抚养子嗣的责任，便由继辂母林氏一人担当。古代女子为男性依附，一般社会工作，女性皆不能从事，内闱女红仅能活命，丈夫既死，若无遗产余资，又无戚党周济，一家生计绝成问题。且陆广霖卒世时，他的同辈亲党已经或死或老，至继辂成年，皆无人事奥援；再者，广霖任官多在穷乡僻壤，且暮年得子，遗赀有限，陆家生计之窘迫，可以想见。继辂《先太孺人年谱》每有言及家计窘困处，乾隆五十年(1785)继辂母林氏，不得已辞退继辂塾师杨蜗谷，令继辂跟随其初聘妻室之母孙夫人至武昌继续学业，杨公赠诗继辂有云，“曾闻截发为留宾，料理盘餐费苦辛。无计留宾知发尽，却教弱息远依人”，其窘况可知。又乾隆五十四年，“时生计日益困乏，不复能延师家塾”；乾隆五十五年，“秋尽未有棉衣，不能出户”，其师庄宇逵知故，即赠还继辂“所馈重阳修金”，林氏知后，“惭感交集”；嘉庆五年(1800)继辂中举，恰值继辂客居未归，“报捷者至”，“太孺人属窘甚急，觅数钱市一烛不可得”；嘉庆十三年礼部试，继辂“以频年家贫，无力远行”。故继辂诗中多有“身贱轻危地，家贫逼远游”、“男儿困贫贱，骨肉长远离”一类感伤身世遭际之语。
　　其二，体弱多病，每多感怀。继辂生而多病，直至老死。其命名诗文集所谓“祟百药”，即本于继辂一生多病、与药结缘。继辂集中每每有言及自身多病、善病文字，《魏封君墓表》有云：“余幼多病，饮君(魏元)药辄愈。”《老仆丁荣哀辞》云：“余善病，荣泡制药物未尝有误。”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大病，服延年先生药至百裹，太孺人忧之甚”，时继辂十六岁。及长，仍多病，与友人书信有云，“继辂好文而不好学，虽日日展卷，实于心性了无所益，以至肝病屡作”；友人亦常有嘘问劝诫，《答友人书》所谓“以仆(继辂)频年多病，劝令收视返听”，即是。继辂多病、善病，病重至于不能出门与死友永诀，《黄璞山墓志铭》谓黄载华之殁，继辂“方病，不获一诀”，自是愧痛不已。而嘉庆二十一年(1816)秋冬间辑删自乾隆五十二年至是年三十年所作诗歌，亦是因为“养疴杜门，无所事”，其中一集更命为《萧寺养疴集》。继辂生平多病，而且累年不除，可以征实。因此，继辂友宋翔凤在给《崇百药斋三集》作序时，以类似总结的方式概括继辂一生云，“莞莞多病，时时伤心”，确乎知言。
　　其三，频殇子嗣，实难为情。古时人伦之乐，往往在于子孙满堂、上下熙睦，继辂不但九岁失估，并且聘妻早丧，而子嗣亦多早夭亡，《崇百药斋文集》卷18有《殇冢碣》一文，专记生平儿女殇亡，可谓惊心动魄。具体而言，男子仅一人，曰耀连，三岁而殇，则继辂实有无后之痛。女子六人，长曰良胜，次日采胜，三女兑贞，四女季贞，第五闰贞，第六同喜，一人早亡，三人早殇。早亡者为采胜，许嫁洪饴孙长子，未行而丧，卒年十八。采胜字君素，“艳质慧心，父母特钟爱之，能读父诗二千首，皆熟；亦能诗及书画，所遗诗五十余首，画古士女图十数帧，书千文一通，皆工”，则采胜可谓貌美才女，又董士锡《表甥女陆氏圹铭》记陆继辂言云：“吾夫妻岁时赐女财物，女悉周邻妪之贫者。吾妻之从父某，词人也，贫甚，衣敝穿，人多慢之，女敬之不衰，闻吾誉其所著，益礼重之。”则采胜可谓知仁、识礼。《表甥女陆氏圹铭》又记陆继辂语云：“吾有三女，无男，女尝戏谓其姊：‘为女子身事父母，终不若男，吾欲即死更投为阿母男。’将卒，谓母曰：‘母毋悲，儿当乞地下主者，来作男子耳。”’可见采胜性情至孝。如此既美且才、知仁、识礼、至孝女儿青年早丧，继辂自然会摧折心肝了。早殇者四女季贞、五女闰贞、六女同喜。季贞，七岁殇，时继辂“客都中，季病瘵百日，语其妹曰：‘为我谢阿耶，为女不终。’遂瞑”。闰贞三岁殇，继辂《殇冢碣》云：“闰之殇也无病，既瞑，容色如玉，其母冀其更生，抱置怀中逾数刻。呜呼!此女子子也，逮长遣事舅姑，斯已矣，于余何所轻重损益?而必夺之也?哀哉!”尤其催人泪落。同喜殇仅两岁，“距太孺人之终甫八日”，实在是因为“其父母不暇顾视”，竟至一条生命凋逝，而继辂夫妇甚至“不知所撄何疾”，为人父母，其痛何如。综而言之，继辂一生子嗣，虽有一男、六女，而竟或殇或早卒五人，继辂多情人，能不伤心欲绝!
　　其四，科场屡挫。壮气衰竭。隋唐以后男子若非王侯世族，其立身之道，以科举仕进世代簪缨为最荣耀，而继辂科举之途却多坎坷无奈，这也是其“时时伤心”的一个重要原因。继辂生五岁便人家塾，此后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89)二十二岁补阳湖县学生员，继辂一直从学于家塾。既补县学生员，继辂便正式踏上应科举谋仕进之路。然而因为家贫，不得不客寓依人，先谋生存再谋仕进。嘉庆二年(1797)因洪亮吉之荐，人浙江学使阮元幕，“助校试文”；四年，仍客阮元处，“为张穆庵都转应玑校阅商籍试卷”；五年，“中江南乡榜”。推想继辂中举之速，与洪亮吉之荐阮元幕府助校“试文”，能够察究科举程文格式、熏染陶沐，应有关联。六年，应礼部试，“八试礼部仍黜”，至嘉庆二十二年，方以“大挑二等，选合肥县学训导”，时继辂已年四十六。其中，嘉庆五年中式时，继辂已客曾燠署；六年应礼部试下第，仍客曾氏署；七年再应礼部试，再黜，客松太道李廷敬署；八年，仍依李廷敬；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继辂母林太孺人殁，乃“依同岁生魏曾荣(襄)于洛阳”。则自嘉庆二年至二十二年近二十年间，继辂便一直为礼部中式、一获功名而奔波辛勤，《寄耀通荆州》所谓“苍黄风鹤惊，辛苦稻粱谋”，略可形容。道光十一年(1831)，继辂六十岁，“以劳，叙授江西贵溪县知县”，莅任“治政清肃，因疾乞休”，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乃卒。综观继辂一生仕途，二十年为求一进士而未果，不惑之年方成一县学训导；为训导十四年，方及一知县；为知县不过三年，竟因病辞世。纵然壮志凌云、豪气干天，三十四年亦销磨殆尽，其内心能不悲伤苦闷!而为知县三年而逝，虽欲有所作为而终不能。其辞世之时，也不免满怀憾恨。
　　综上可知继辂一生遭遇每多坎坷，从生长环境到身体状况，到家庭生活，到人生理想，无不充满艰辛曲折，加之性本多情，故而“时时伤心”，辗转发之于文，以文抒怀。文章乃显感慨多情。继辂其人其文，在江南常州乃至整个清代文学家中，都是非常典型的。
　　
　　二、抉摘幽隐，发抒性情：陆继辂文论的内在理路
　　
　　陆继辂文章之所以婉挚多情的文学外部原因，已如上文所述，而当我们深入其文本内部，更可以勾勒出继辂从性本多情、命运多舛到文章以多情为特色的内在理路。学界在研究时似乎较少注意到陆继辂的文论，其实他的文论极具特色，沿着他对文学的思考路径，我们才能真正走进他的创作的天地。
　　继辂考察文学历史发现，“伊诗人之遭际，恒少达而多穷”，“虽然文之为物亦颇为造物所矜惜，书册所载，司马相如、扬雄之徒，下至苏轼、秦观辈，或坐致穷困，而王勃、李贺至以夭死，论者遂目为祸人之具。”文学虽为冥冥中造物者所持护矜惜，而自古文人却往往因为致意文学而命运多舛，轻则穷困，重则夭死，故目文学为“祸人之具”不为无据。然而继辂又发现，自古“贤人君子其才分各有所优绌，而或挟一端以自引重，则荒江老屋之间，有薄卿相而不为者”，贤人君子往往以文学自重，虽穷窘困遏而乐之不辞，即便尊祟如卿相亦可视之蔑如。不但如此，他在《长洲程君诗序》中云：
　　夫文之于学，直丰林之一株，而诗之于文，又乔柯之片叶耳。然而自古魁伟闳达之士，有儒首溺志终其身为之而不厌者矣，其皆以遇之穷而藉以抒其涸莞之气耶?陈思、昭明身为天子之弟，若子则有何所不可好而尽心于此，如是其专且勘也?
　　则“自古魁伟闽达之士”之所以愿于文学穷心尽力，虽穷窘困遏而乐之不辞，似乎主要不是因为“以遇之穷”而可藉文学“抒其洇莞之气”，因为出身尊贵如曹植、萧统亦于文学“好而尽心”、既“专且勤”，与穷窘文人所为并无本质差异。这样，思考必然向文学内部进一步深入：何以自古君子贤人不论贵贱，皆有愿竭心肆力“终其身”以从事于文学?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根本魅力何在?继辂《百衲琴谱序》在阐论文学乃“祸人之具”后，由论古转而论今，推思阳湖同志恽敬、庄曾仪、张惠言及其余诸人因致力于文学而或亡或病的缘由云：

　　这里并非渲染文学神秘论，而是在揭示文学的某种难以言说的力量，并对勇于献身文学者给予了最高的礼赞。他认为这种力量即在于文学能够“抉摘幽隐足以泄天人神鬼妖魅灵怪之秘”，即揭示人何以生何以灭、如何生如何灭这一人存在的根本问题，揭示一切神奇和未知。古往今来，王侯将相甚至人间天子不过天所造一物，贤人君子或穷或不穷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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