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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研究大有可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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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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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段文字，系远眺武当山主峰所见的神奇而壮美的景色。虽文字也不算太长，然而用词精炼，文质优美，某些文句对仗也极工整，对武当山景色的动感描绘也恰到好处。元代道士、地理学家朱思本的《登武当大顶记》堪称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第一篇扛鼎之作。该文明确记载了他登临武当山的时间，详细记录了游山的行走路线，且对武当山的山水和动植物描摹得绘声绘色，极具神韵。同时，文中对武当山大顶的风景和建筑，也记叙得极为详备，是我们了解元代武当山建筑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具有审美情趣，并且具有认识价值。
明代是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鼎盛期。特别是明成祖大兴土木之后，武当山名声之大甚至超过了五岳，各路文人纷纷登临武当山游览，创作的游记文学作品数量骤增，且内容更为丰富，写作技法和行文风格也各有千秋，呈现出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盛大气象。这个时期的主要游记作品有：陆铨的《武当游记》、顾璘的《游太和山记》、徐学谟的《游大岳记》、陈文烛的《游太和山记》、汪道昆的《太和山记》和《太和山后记》、王世贞的《自均州由玉虚宿紫霄宫记》等四篇、王在晋的《游太和山记》、袁中道的《玄岳记》、雷思霈的《太和山记》、谭元春的《游玄岳记》、徐宏祖的《游太和山日记》、杨鹤的《嵾话》、尹伸的《嵾游记》等。
清代是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衰落期。这个时期的作品较少，主要有：王永祀的《太和山记》、蔡毓荣的《登太和山记》、钟岳灵的《太和山记》、马如麟的《八宫纪胜》等。清代统治者以乾隆皇帝为代表，对道教采取了一种轻蔑的态度，加之道教自身无可挽回的衰颓之势，武当山的名气在人们的心中也大打折扣。因此，游人大减，游记文学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较之明代也大为减少和降低了。
综上所述，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源远流长，佳作纷呈。这份厚重的文学遗产值得我们下大力气去搜集整理，并加以研究利用，以泽被我们的子孙后代，服务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四
游记文学虽然也同其他文学门类一样，是作者基于生活真实的再创造，溶进了自己的主观意念和价值取向，但其客观真实性却远非诗歌、戏剧和小说等文学门类可比。当然，游记文学既然是文学作品，也就必然溶各种写作技法于一身，作者也会应用各种有助于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修辞方式，使其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可读性和流传千古的可欣赏性。因此，我们既可以从古代游记文学作品中获取对我们今天说来仍然有用的信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借鉴古人写作游记文学作品匠心独运的功夫，从中发现其潜蕴的巨大的美学价值，从而陶冶人们的情操，鞭策我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游记文学或其他门类的文学作品来，以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地。
古代前往武当山观光游览的游客，有些是在鄂西北从政的官员，他们除了抱有休闲赏玩的心绪外，还不免夹杂着关注民生、造福一方百姓的政治胸怀和眼光。有些则是慕名前来的外地人，他们有的本身就是文人墨客，有的甚至是如徐霞客那样的大旅行家，他们眼中的武当山的形象虽然因人而异，然而其绮丽的美景、恢弘的气魄和超群的建筑均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而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珠玑盈栋、流芳千古的游记佳作。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没有他们及其写作的游记文学作品，至少我们对历史上的武当山的认识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全面和深刻。
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从内容上来说，涉及了政治与经济、生态与物候、宗教与建筑、历史与地理、文物与考据、神话与传说、民风与民俗、动物与植物等诸多方面，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古代武当山及武当山周边地区自然与人文历史环境的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宝库。我们应该也完全有可能通过与其他相关文献资料的比勘和验证，得以窥见几千年来武当山及武当山周边地区沧桑变迁的轨迹和概貌，从而启示我们把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
晚明“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曾在万历年间任郧阳抚治。他在政务之余，游览了武当山，乘兴一口气写下了四篇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他在《自均州由玉虚宿紫霄宫记》一文中写道：“少时，出南门二里许，乃行田间，两山翼之，平绿被垄。”［12］13寥寥几语，描绘出了古均州（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农村初春时节稻田葱绿、丰收在望的祥和景象。更值得称道的当属徐宏祖在《游太和山日记》中对古均州农村景象的描写：“自此连踰山岭，桃李缤纷，山花夹道，幽艳异常。山坞之中，居庐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鳞次，不似山、陕间矣。”［8］51读过之后，我们的眼前仿佛铺开了一幅如桃源胜境般的春和景明图。从上述两人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比较发展的现实。 元代朱思本的《登武当大顶记》在叙及作者自真庆宫登大顶途中所见时写道：“坏木纵横，径渐湮芜”，“万木交错，叶或大如箕，或小如蒙茸；或直上数百尺，或林樕扶疏，皆昔所未见，质诸野人，亦莫能尽名也。”［12］2这段文字，为我们展示了一派武当山原始森林的景象。而在王世贞、徐宏祖、尹伸、陈文烛等人的笔下，古木参天，几人合抱，树龄千百年，人行其间白昼如夜的记述比比皆是。另外，顾璘的《游太和山记》、谭元春的《游玄岳记》、徐宏祖的《游太和山日记》等游记中都有老虎出没和鸣叫的记录，至于猿猴、群鸟、蛇蛭等的记录就更多了。所有这些文字记载说明，元明时期武当山地区的生态环境是很好的。当然，这一点同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以及立法予以保证也是分不开的。汪道昆的《太和山记》曾这样记载：“（朝廷）稽古定制，不藉有司，递遣中贵人、藩大夫掌其禁令，故草木茂，鸟兽驯，其斯为地道之章，游观者之至乐也。”［12］11由于国家有“国禁”一类的法令，以至于徐霞客在武当山上琼台观向道士讨要榔梅果时，道士先是“噤不敢答”，“既而曰：‘此系禁物，有前人携出三四枚，道流株连破家者数人。’”［8］53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管理武当山法令的严苛。徐学谟在嘉靖年间曾巡抚郧阳，三上武当。当他在西神道五龙宫附近看到环山森林茂密，极目远眺也望不到边际时，“乃知二百年樵苏所不及，故生植畅遂如此。”［12］54原来自明初洪武皇帝对武当山实行封山育林政策起，二百多年无人敢于进武当山砍伐山林。政令严明而生态环境得以保护，这对于我们今人说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启示。
武当山自古就是一座道教名山，地位仅次于四川的青城山和江西的龙虎山。自汉代道教兴起以后，武当山就有道士修道养真，魏晋以后渐隆。以致到了明代，武当山的全真道派正式形成。明人游记中有不少关于道士自魏晋以来在武当山修炼、做道场、学辟谷术等记载，并且把道士们在山岩上建造住所的情况描绘得惟妙惟肖。如陆铨在《武当游记》中就极为生动而传神地描述了道士依山构居、登悬梯进入岩洞的情形：“予停舆仰视之，但见壁岩千仞。中有一洞，洞中架木牵竹，隐隐有户牖，若蜂房燕巢然。以铁绳双垂于地，贯以横木，相间以度。予乃命道士试登之，即挽绳履下，伸缩以上，绳虚飘动，傍观胆落。比道士至洞口，面下而呼曰：‘道士已至洞口矣。’声微形短，恍惚若仙。”［12］64另外，每有朝廷命官前来武当山朝拜游览，道士们都要吹奏仙乐，小跑迎接。这在明人多篇游记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道士敬畏朝廷，且礼数有加的社会现实。事实上，中国同西方不同，历史上的中国始终是皇权大于神权，朝廷和地方官均对宗教实行严格的管理，当然宗教组织也就必然要对朝廷和地方官府俯首帖耳，不敢凌驾于王权之上了。
上面仅举数例，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几个方面足以说明，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内容的确十分宏富，信息量极大，值得我们条分缕析，加以全面而深入地探讨。这里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容当随后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在相关的文章中分述之。
从写作角度看，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可资借鉴的地方尤多。从写作风格上说，有的长于叙述与描写，虽有游山的感受，但笔力简约；有的则长于议论，通篇感悟的文字较多，写景则几笔带过。比如朱思本的《登武当大顶记》、袁中道的《游太和记》、谭元春的《游玄岳记》、杨鹤的《嵾话》等即属前者，而陈文烛的《游太和山记》则通篇大段文字都是议论性的，即或偶有记叙的文字，也大多是有关人文方面的事迹。王世贞在专门描写南岩北下青羊涧中的景象时就采用了摹状、摹声等技法：“沿涧而下至青羊桥，石亦奇诡百状，水益壮，嘈嘈若笙镛之乍奏而自律也。下流方崖，陡上无际，水乃从其趾穿度矣。”［12］27谭元春在观览了武当山天柱峰的盛大气象后，曾心存遗憾地慨叹道：“水犹不满人意。”意思是说，武当山的山美我看到了，而水美却未能领略。与他同行的僧人建议他下蜡烛峰，到下琼台观后入山涧去看水。到了那里，作者被眼前水石相搏的画面惊呆了：“始入涧，山束为峡，水穿其腹。石伏者为底，竖者为堟；大者为激，最大者为分湍；石少者为衍，多者为甃；石不胜水者，狭为沟，宽为塘；水石并胜，则狭声急，宽声远；长石为桥，方石为水中台，圆石为座；值木之朽，而倒于水中央者，亦赖之为桥。水趋左，人傍右岭行；水忽趋右，人从石穿左。水分为二道，则人踏水声，相石之可过者托履焉。心在水声者，常失足；视在水声者，常失听；心视俱在水声者，常失山。恐其失也，常坐石两崖望。……而两崖山断复合、开复收、削复平者，树层层翠，水光中妙，高夹立画鸡，惊飞自山半，亦思返。”［12］96这段文字，作者把水中大小形制各异的石头分隔涧水，与水相互作用，以及人在两山崖间涧水两侧携趣而行、情怡自得的情景生动逼真地再现给了读者，引起了读者的共鸣，收到了身临其境、与作者同赏共乐的艺术效果。
为了出神入化地描摹武当山水，许多游记的作者都十分巧妙地运用了比喻、夸张、比拟、排比、对偶、对比、映衬、摹绘等修辞方式。单就比拟而言，袁中道赞美武当山是“美丈夫”［12］53，而杨鹤则赞美武当山是“倾城一顾，百媚横生”的“绝代佳人”［12］132，真可谓是拍案称绝的神来之笔。此外，侧面描写，多角度换位，动静结合，营造意境，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紧密结合等表现手法，也在不少游记作品中应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则屡屡被许多作者所使用，并且达到了物我一体、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例如谭元春在《游玄岳记》中这样写道：“过系马峰，忽一岩奇甚，连延数处，怪石与树与草与涧若一心一手，彼隙则此充之。……岩未穷，即为仁威观。有落叶数十片，背正红，点桥前小池，若朱鱼乘空。过观十余里，桃李与映山红盛开如春；接叶浓阴，行人渴而憩如夏；虫切切作促织吟，红叶委地如秋；老槐古木，铁干虬蜷，叶不能即发如冬。深山密径，真莫定其四时。”［12］90~91这段文字极其优美，表现手法也瑰奇多变。首先作者视树、草、涧为一体，相互补充，相互倚靠。接下来，作者又把我们的视线引到了仁威观的秋叶和池水。那些“背正红”的落叶，落入桥前水池，飘忽水上，红绿交汇，动静结合，比喻极为奇特新颖且又恰如其分，把寻常的秋叶人格化了，“仙”化了。过了仁威观，迎面而来的是步移景换，忽而山花盛开、烂漫无比如春天，忽而密叶蔽天、渴饮小憩如夏天，忽而切切虫吟、红叶委地如秋天，忽而古木虬蜷、叶不再长出如冬天来临，四时景物，集于一处。作者想像奇特，把美轮美奂的武当山自然景物与人的心灵感受有机地融为一体，创造出了物我一体、难分彼此的意境。其实，“中国人欣赏景物，认为最高境界就是人与自然的融合。”［2］85因此我们可以说，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对武当山自然景物的描绘本身就具有令人神往的审美情趣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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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研究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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