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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升起的记者新星——黄钢

时间:2009-8-8 16:53:31  来源:不详
者之一,深知黄钢和全体编纂者为之付出的艰辛劳动。  

  三、维护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和百家争鸣的气氛中,对报告文学的创作方法展开了热烈争论,有报告文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了报告文学可以“略有虚构”的说法。这本来是一个有限制的模糊论点。但有些同志进一步从报告文学“离不开必要的文学加工”,发挥成可以在真实的躯体里长出一节“假肢”,“允许有个别部位与事实有出入,而不致丧失整个躯体的生命力。”(《试谈报告文学的艺术虚构》,载《解放日报通讯》1979年第1期)也有人提出,报告文学“要使人物活灵活现,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就不能没有艺术构思,就离不开一定的想象和虚构”(《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更有同志将艺术“典型化”引入到报告文学,说“从真人真事到报告文学,从生活中的原型到作品中的典型,还必须有一个典型化的过程”(《报告文学特征和有关问题》,载《长江文艺》1978年第2期)。在关于报告文学“允许一定的虚构”声浪中,黄钢于1980年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的时代特征及其必须遵守真实的党性原则》,他指出:“唯有真实,才是报告文学具有锋利的战斗性的根本来源”;“真实,就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不可分割的特征之一。”他针对“假肢”说批评道:“如果在一个有生命的躯体里,割掉真实的躯体而去接上一节‘假肢’,如果在描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里张冠李戴,用综合或接肢的办法去夸张报道人物的功绩,那么,这样做的结果会如何呢?”他质问道:难道“整个躯体的生命力”还不足以说服读者、感染读者吗?还需要给真实的躯体去增添或“附着”“假肢”?他坚持认为“真实人物所具有的真实美本身远比那种虚构更具有别具一格的魅力”。因此,他的结论是:“严守真实性就是捍卫报告文学的生命”[1]。
  尽管我国诸多报告文学先驱如周钢鸣、茅盾、夏衍、何其芳、周立波等都一直强调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但“报告文学真实性”仍然是一个文艺的学理性和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完全正常的。黄钢的意见是科学的、合理的,值得赞同的,但争论中,也没有必要把“真实性”提高到“党性原则”的政治高度来看待。
  
  四、黄钢报告文学的艺术特色
  
  黄钢是一位善于及时而又真实、深沉而又强烈地把握住时代特征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在坚守报告文学真实性的基础上,善于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在表现手法和创作风格上,形成了鲜明的、独特的艺术特色。
  首先,他善于把思想的触角伸向社会深处,提炼出深刻的时代主题。
  把握时代的脉搏和走向,是作家成功的第一要素。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他作为艺术家,同时也作为思想家和说教者,在自己的作品里惊人地、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它的力量和它的弱点。[2]”遵循这一思想,黄钢在写每一篇作品时,总要苦苦寻求“为什么写这个题材?”被毛泽东誉为“写得很好”的《雨——陈赓兵团是怎样作战的》,本来可以用热烈的笔触写出八路军如何英勇杀敌的故事。而他以自己的构思,却写了八路军将领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如何对待后进的开小差的士兵,如何对待不肯缴公粮支援抗日的地主。从“怎样作战”四个字上,开掘出“官兵关系”、统战政策这样深刻的主题;也表现了陈赓将军的儒将风度、博大胸怀和高超的领导艺术,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统一。《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主角是地质学家李四光,作者可以写科学家的奋斗、爱国和科学成就。但作者反复思考,李四光真正的作为、成就和贡献,是在回到新中国以后,是在党中央,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教育、信任、帮助下成功的。于是作家放弃了传记式的写法,从李四光回国写起,写毛、周同他的谈话,写他的地质力学在勘探石油方面的巨大贡献。提炼出了“党是科学的母亲”这样一个深刻的主题。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科学家的智慧,“亚洲大陆”是一定会崛起的。这样一个主题可以超越时空,在今天也未失去其鲜亮的色彩。所以,报告文学的政治性、战斗性、深刻性,都体现在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和对时代脉搏的贴切触摸上。正如他自己所说:“写报告文学,一定要了解全局,了解事物与运动的全部现状、过去与未来。”
  其次,黄钢的报告文学是强烈的政论性和浓郁的抒情性的有机契合。
  黄钢的报告文学格调高昂而叙述冷静,气势雄阔而诗情盎然,政论、诗情和哲理融合在对事物的客观描述中。在《我看见了八路军》中,作者写延安的一场篮球运动。八路军战士打球,每场只能轮流打15分钟。他看见在争先恐后的青年人中,唯独有一个人,显得有些老迈,他大约在五十岁上下,竟也夹杂在那些年青人里面,……立正,看齐,报数,预备从事这场游戏。然而,第一次排队,老汉排到十一,为难的青年中有人让他,他拒绝了;第二次两队各由五人自由组合,没有人要他,老汉又下来了。“他用局外人的步伐迈出球场,蹲在球场僻静的一角,用那饱阅过世事风霜的眼睛,……(看着)球场上二十几条青年的、壮健的、不停奔跃的腿。”
  “他是谁?读者,他就是朱德。是的,这位老年汉就是八路军最高级的军事指挥员。”
  “人民军队官兵平等”,这样一个政治命题既被诗意的描述掩盖,又为冷静的叙述凸现。很难有人将政治性与抒情性结合得如此完美无缺。《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的结尾写李四光的追悼会,没有准备讲稿的周总理喊道:“‘搞地震预测的,来了没有?’——来啦!我们来啦!”总理说:“‘现在任务交给你们了!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们听见了,都听见了。这就是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的一声巨响!……说明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文化的中华民族和强大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继承李四光遗愿,攀登科学高峰,中华必将崛起的激情通过人物的问答和庄严的氛围,形成了文章的高潮,动人心魄,感人至深。
  第三,黄钢报告文学善于捕捉动态美的瞬间,表达出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受。
  作为电影记者出身的黄钢,又深受国际著名记者基希、斯诺的影响,通过学习他们报告文学的写作技巧,他善于用画家和摄影镜头般的眼睛去观察、选取乃至定格生活中有价值的画面,尽可能使他的作品分镜头化,造成很强的可视性、可听性和可感性,让读者产生似乎亲临现场目击时的感受。比如他描写八路军进村时的情景:
  作烧饼的老头子把正在做出来的烧饼全部交到我们营长手里,一个七十多岁的妇女,含着泪 ,把两个煮熟了的鸡蛋塞给我们当中一名年轻的战士……大批的柿饼和梨子由每个门户里涌出来……(《我看见了八路军》)
  中国贫苦的农民如此热爱抗日的子弟兵,读后竟像你走进了这个普通的村子一样。
  又如作者写拉萨的清晨:
  拉萨,每天都有它风和日丽的时辰。每天上午六点四十分钟,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汉语播音员和藏语播音员一块走进了播音室。在试过传声话筒之后,七时正,他们俩就分别用汉语和藏语先后呼出了台号——“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拉萨早上八点钟》)[HK]
  在描写周总理参加李四光追悼会走出八宝山革命公墓时,作者这样写道:他的步伐是“缓慢的”,“总理还没有戴上帽子”,“大家清楚地看到:冰冷的雨丝,正在浸没着周总理的白发”。一位主持公道(抗议“四人帮”不准给李四光写悼词)、为民操劳而又备受“四人帮”折磨的总理形象跃然纸上。作者写他在巴黎参观巴黎公社墓时,他看到“挺立在那弹痕累累的公社社员墙”前的公社妇女的全身雕像,他似乎“接触到她那激烈战争中撕裂的衣衫”,“听到了公社战士们心脏的跳动”。这种镜头化的表现方法,几乎是黄钢报告文学最大的艺术特色。他用声、光、色、感来尽情表达生活中的诗意和美,这是一般作家所缺乏的。黄钢说:“当你来到现场采访的时候,你要用你全副的身心,用你的五官,来加强你在现场的感受和观察;要力求用准确的、生动的形象,要用最经济的笔墨,来表达充分的、浓厚的现场感受。”这可以说是黄钢写作报告文学的秘密武器。黄钢以他少而精的报告文学篇什为我国报告文学画廊留下了他宝贵的遗产,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的财富。
  
  [参考文献]
  
  [1] 王荣纲.报告文学资料选编:上[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361.
  [2] 列 宁.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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