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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居易《甲乙判》语言的价值及其法文化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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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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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白居易虽然是一个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但是，他的悲天悯人之情怀，却使他对处于弱势的妇女，表现出难得的同情和关切。比如，在“得甲去妻后，妻犯罪，请用子荫赎罪，甲怒不许”判词里，引经据典，多角度述说儒家伦理纲常，不厌其烦，极力的宣扬孝道伦理从而有力地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又比如“得景娶妻三年无子，舅姑将出之，诉云：归无所从”判，虽然唐律有所规定，但白居易却在判词的字里行间，透出儒家礼法的人文关怀，言词委婉，态度坚决，措辞毋庸置疑：“虽配无生育，诚合比于断弦；而归靡适从，庶可同于束蕴……无抑有辞，请从不去”，引用了“断弦”、“束蕴”两个典故，采用了“虽……诚”表示让步转折的句子，感情色彩鲜明，是非观念分明，表现了他对弱势女子的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
第二，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尽管传统的礼法文化充满了人治的色彩，尽管白居易只是在做练习，但是，他在判词中严格遵循法律规定，正确把握处置分寸，不折不扣依律例法条进行裁判。在“得丁冒名事发，法司准法科罪。节度使奏丁在官有美声，请免罪真授，以劝能者。法司以乱法，不许”的判词结语中，明确指出对触犯冒名罪的丁：要“盍惩行诈，勿许拜真”，不能迁就枉法，法律应当至高无上，必须严格依法论罪。虽然丁为官口碑不错，有“美声”，但是，作者认为不能用所谓“政绩”来减免罪责，因为“宥则利淫，诛则伤善，失人犹可，怀法实难”，这也是为了防止出现“逾大防而不禁”的后果。在判词中白居易进一步说明，任何人都应该遵守法律，不能因为为官济世有所作为，违法犯罪，便可以不受法律的制裁：‘济时不在于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
第三，重官德，追求崇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非常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白居易作为虔诚的儒学后人，很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同时也看重同僚们的为官之德。他和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当出现社会风气不正、吏治腐败之时，他们就很自然诉诸道德教化，企望提升官吏们的道德水准，因此，他在判词中充分运用这一法宝。如，在“得景为县官，判事案成。后，自觉有失，请举牒追改，刺史不许，欲科罪，景云：令式有文”的判词中，白居易高度赞扬了景“先迷后觉”、“牒举明无二过”勇于纠错的责任感和崇高的官德。“得乙为大夫，请致仕。有司诘其未七十，乙称：羸病不任事”判词，就是对乙的褒扬。唐朝规定七十岁是辞官归居年限。判词中的乙虽还未到退休的年龄期限，但自觉“疾疹所加，固难陈力”，不能胜任工作，不愿意空享君禄，提出辞职。这种遵循古训：“陈力就列，不能者止”的高尚官德，值得肯定和推崇。因为在当时，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有少数官员恋官贪禄，年老体衰依然据职占位不去，空享俸禄。白居易也曾在他的著名讽喻诗《不致仕》中，对此种弊政进行了直接揭露。
通览白居易的《百道判》，一股高扬礼法、推崇道德、悯天怜人的人文精神贯注其中，这是他的人生观、处世观一个体现。白居易认为：“治理国家有三个基本的凭藉，即刑、礼、道。三者性质不同，用途各异；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说：‘人之性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则薙（tì剃）之以刑；其嗣也，则莳（shì势）之以礼；其植也，则获之以道。故刑行而后礼立，礼立而后道生。始则失道而后礼，中则失礼而后刑，终则修刑以复礼，修礼以复道。’刑的作用，虽然是在丧失了道和礼的情况下才显示出来，但只要修其刑，即刑罚的制定和运用得乎其当，便可以达到恢复礼和道的目的。所谓‘刑者礼之门，礼者道之根；知其门，守其根，则王化成矣’。它们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都是极其明显的”。白居易所处的中唐时期，藩镇拥兵割据，宦官专政弄权，政治日益腐败，他站在同情百姓的立场，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了大量揭露弊政、抨击权贵、反映人民疾苦的诗歌，他的讽喻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使“执政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他在《轻肥》一诗中，运用对比的方法，写出了在宦官们食山珍、饱海味之际，正逢江南因旱情而“人食人”的惨象发生之时：“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杜陵叟》中，他竟然痛斥那些不顾农民死活只求自己升官发财的官吏们，是“虐人害物”的“豺狼”，能如此激烈地为农民鸣不平，表现出一个封建官吏难能可贵的胆识和不凡的勇气。因此，我们说，他在判词里所流露、所体现的鲜明的礼法文化精神，不是封建文人居高临下的一种姿态，也不是封建官吏的一种虚伪做秀，它是白居易一贯的人生态度的显现。这种打上封建礼教印记的法文化精神，依然具有现代意义——严格执法，作官为民，关心百姓疾苦。
参考文献：
[１]汪世荣.中国古代判词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2.
[２]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56.王力先生则认为‘骈俪’的名称，实际上概括了骈体文语言的三大主要特点——“第一是语句方面的特点，即骈偶和‘四六’；第二是语音方面的特点，即平仄相对；第三是用词方面的特点，即用典和藻饰”，（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63:1162.）。他这段话，对骈文名实的概括更为全面.
[３]转引之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64.
[４]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M].中华书局，2001:296.
[５] [６]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唐书判》）.
[７]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附录二《白氏长庆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８]关于“拟判”的界定，有不同的说法。汪世荣先生认为：“拟判是在诉讼程序之外，制判者就一定的事实以判词的形式表明自己的观点，对特定事件进行的法律判断”（汪世荣《中国古代判词研究》第8页）；苗怀明先生认为：“拟判则是虚构的、不具法律效力的判词。它包括一切的模拟之作和文学作品中根据情节需要而撰写的判词”，扩大了“拟判”的外延（苗怀明《中国古代判词的发展轨迹及其文化蕴含》《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一卷第二期）；付兴林先生认为唐代判词可分科判和案判两种，而科判是“虚拟文体”，缩小了“拟判”的外延（付兴林.论白居易百道判的文学价值[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5.）.
[９]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六）:1619，3562，3648，3972.
[１０]转引自付兴林.论白居易<百道判>的文学价值[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3:141.“清钱学士”专指唐代《龙筋凤髓判》的作者张鷟.
[１１]“制判事实”是取汪世荣先生的观点；付兴林先生称之为“判题”（《论白居易<百道判>的文学价值》）；何勤华先生称之为“题”（何勤华.宋代的判例法研究及其法学价值[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1；贾俊侠、张艳云二位先生称为“判目”（《<龙筋凤髓判>探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5.4）.
[１2]转引自王力.古代汉语.下册（第一分册）:1168.
[１3]付兴林.白居易〈百道判〉的文学价值[M].
[１4]据付兴林先生统计，《百道判》最短的句子为两言，最长的为八言；81道判词中共有疑问句178个，感叹句六个类型分布在五道判词中；关联词有苟、犹、况、且、虽、乃、既、方、如、曾、宜、可、惟、诚谅、虽欲、终当、况乎、然则、若、岂非等21个。请参见《白居易<百道判>的文学价值》.
[１5]苗怀明.中国古代判词文学化进程及其文学品格[J].江海学报.2000.5.
[16]汪世荣.中国历代判词研究[M].
[17]《唐律疏议·厩库》（卷十五）有这样的规定：“诸犬自杀伤他人畜产者，犬主偿其减价，以犬能噬啮，主须制之，为主不制，故令偿减价。余畜自相杀伤者，偿减价之半。即故令杀伤他人畜产者，各以故杀伤论。”《疏议》云：“犬性噬啮，或自杀伤他人畜产，犬主偿其减价。余畜，除犬之外皆是。自相杀伤者，谓牛相抵杀，马相踏死之类。假有甲家牛抵杀乙家马，，马本直绢十匹，为抵杀估皮肉直绢两匹，即是减八匹绢，甲偿乙绢四匹，是名偿减价之半”.
[18]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中华书局，1986:318-319.关于对偶的四种方式，周先生有确当的翻译。褚斌杰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一书中，也有自己简当的释解。笔者认为“言对”，就是指把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对偶排列；“事对”是指对句中含有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故事的典故；“反对”，就是将事理相反志趣相合的两个事对举；“正对”，是指将两个意义相同的事对举.
[19]例如，“八议”见于《周礼·司寇》的“八辟丽邦法”；“同居相为隐”见于《论语》中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主张，等等.
[２0]叶孝信.中国法制史[M].关于《疏议》对律条的儒家义理的阐发，叶先生举了以下几例：“如为了论证谋反罪必须在‘将’行未行时严加镇压，《疏议》引用《公羊传》云：‘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接着说：谓将有逆心，而害于君父者，则必诛之。’又如解释‘十恶’中‘大不敬’，《疏议》引《礼记礼运》：‘礼者君之炳，所以别嫌明微，考制度，别仁义。’接着说：‘责其所犯既大，皆无肃静之心，故曰大不敬。”
[２1]《唐律疏议·户婚》（卷十四）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疏议》云：“虽犯七出，有三不去。三不去者谓：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而出之者仗一百，并追还合。”
[２2]汪世荣.中国古代判词研究[M].
[２3]诗是这样写的：“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２4]绕鑫贤.白居易礼刑关系论和犯罪根源浅析[J].北大信息网.2006.7.10.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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