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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三袁”与李贽文学思想的渊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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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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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也评价很高，他说在《水浒传》的相形之下，“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并把关汉卿、罗贯中和司马迁并列为“识见极度高”之人。李贽大胆进行小说评点。他是第一个评点长篇小说的人，曾评点过《西厢记》、《琵琶记》、《红拂记》、《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多种戏曲、长篇小说。这种对戏曲、长篇小说的评点，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新的样式。“公安三袁”也对小说、戏曲进行过评点。如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说：“《离骚》、写、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仇校，肌劈理分，时出新意。”总之在文学思想上“公安三袁”继承了李贽的基本思想。 三
“公安三袁”和李贽的文学思想尽管有许多相同之处，但由于世界观的差异，“公安三袁”与李贽的文学思想仍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李贽比公安派有更强的创作激情和斗争勇气，李贽主张创作要有激情。他说写作要“蓄极和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李贽正是以其锋芒毕露的文字，使得反动统治阶级对他“切齿咬牙，欲杀欲割，”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李贽的文章特色还在于见解大胆，敢于反对封建社会传统的教条，对道学家的攻击火力甚强，揭露出他们丑恶的灵魂，文字泼辣。痛快淋漓，有鼓动的力量。比如李贽在《因记往事》一文里，他称赞当时横行闽广海上的林道乾。说他“称王称霸。众愿附之，不肯北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并且指出这些人物产生的社会原因：“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在《五死》一文里，他把楚国的伍子胥和汉朝晁错的死，看着“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在《又与焦弱侯》的信里，他对那些道学气的知识分子作了无情的揭露：“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发表这些意见，在封建社会里是要有很大勇气的。而公安派虽然作品中也时见愤懑之语。如衰宏道的七言诗《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第二首：“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曲与栽花市。新诗曰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嘿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但总的来说，“公安三袁”在文学的创作激情和斗争精神方面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在当时宦官擅权、政治腐败、朝内党派剧烈的环境中，他们由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性，既不敢参加斗争，又不愿同流合污，想置身于是非之外，于是退守田园，忘情山水，以此来麻醉自己。袁宏道在给他的老师妈琢庵的信里就曾说过：“时不可为，豪杰无从着手，真不若在山之乐也。”李贽的惨死，给了他们很大的打击，他们更加畏缩了。袁中道在为李贽而写的《李温陵传》中说：“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有一条是“公[李贽]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怯弱，随人俯爷。”看来这是说到了自己的痛处，也是公安派作家普遍的思想弱点。
其次，李贽认为文学应该充分地反映现实。李贽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抒发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和不平，反对无病呻吟。他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能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而公安派的“性灵说”虽然是“童心说”的变化和发展，但“性灵说”把文学不是看作表现现实生活，而是看作表现抽象的“性灵”。公安派的作家江进之在为袁宏道的《敝箧集》所作的序上，把创作方法说得非常神秘：“灵窍于心，寓于境。境自所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宛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他一味强调作者的主观方面，即所谓“心”，袁中道在《中郎先生全集序》中称赞袁宏道的功绩，说是在他影响下，“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把创作之源归之于“心灵”，“心灵无涯，搜之愈出，”这是唯心的观点。在它的指导下，文学的题材越来越狭小，作家的灵感越来越枯竭。终于不得不求助于所谓“韵”和“趣”，走上了魔道。事实确是这样。公安三袁除少数作品[如《李逋赋》、《猛虎行》、《竹枝词》]等而外，公安派中最有名望的作家袁宏道的确如他所自称的“诗中无一忧‘民’字”。他的散文也是如此。他们的作品大多缺泛深厚的社会内容，局限于描写自然景物及身边琐事，抒发“文人雅士”的情怀，表现地主阶级文人的闲情逸致。比较好的是那些反对作官、反对道学气的文字以及一些清丽的小品。袁宏道在这方面成就较高。当然，他们也有极少数作品表现了对现实的不满。袁宏道十分厌恶作官，甚至认为“官实能害我性命”。固然这对官场生活作了一定的揭露，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从个人出发。如他在《戏题斋壁》诗中说：“一作刀笔吏，通身埋故纸。鞭笞惨容颜，簿领枯心髓。奔走疲马牛，跪拜羞奴婢。膻衣炎日中，赤面霜风里。心若捕数鼠猫，身似近蚁。举眼尽无欢，垂头私自鄙……”。
此外，李贽擅长杂文形式。尽管他在题目上还标着“论”、“序”、“跋”、“记”，甚至是书信的形式，可实质上它们的内容已符合我们现代“杂文”的概念。李贽亲手编写《焚书》时，将这些文字[书信除外]均列入“杂述”一类。在这些文章里，作者往往是由一两件事情引起感想，进而阐发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见解。有长篇大论，也有短小精悍的随笔。而公安派则以诗和散文见长。尤其是散文清新活泼，解放了文体，“一扫王李云雾”，打垮了复古派在文坛上的死气沉沉的统治，特别是袁宏道的游记具有相当高的描写能力，文笔秀逸。像《初至西游记》、《晚游六桥待月记》、《虎丘》、《天池》、《五三世》、《天目》、《满井游记》等篇，都是写得好的散文。可以说“公安三袁”对散文的发展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他们开拓了小品文的领域，丰富了表现的方式。
总而言之，公安派与泰州学派本为一脉。泰州学派李贽等重要传人的思想和文学主张给“公安三袁”以极大的影响。“公安三袁”继承和发展了李贽的文学思想，并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见解和实践，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对后来启蒙文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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