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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土文学流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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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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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8]它一出世便引起文坛多年罕见的轰动效应，“被誉为‘一代奇书’、‘放至欧亚，虽巴尔扎克、斯汤达尔，未肯轻让’(范曾语)的巨著，是‘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梁亮语)的大作品”[8]。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这部位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首部的史诗《白鹿原》以他那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仍处于巅峰地位。
是的，陈忠实以他的《白鹿原》突破、超越了柳青，取得了成功。但是，“突破”也罢，“超越”也罢，他仍是以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的角度叙写了黄土地上的“那一群人”心灵的时代变迁史，仍未超出农村题材、现实主义的范畴。“《白鹿原》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在我来说，不可能一夜之间从现实主义一步跳到现代主义的宇航器上。”[9]
从柳青的《创业史》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再到陈忠实的《白鹿原》(当然，也还有更多的同时代陕西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两代作家，三十余载的耕耘，收获了三部史诗，筑构了三座里程碑。
于是，黄土文学流派在影响传承和突破发展中，在艺术风格个性与共性的结合统一中，终于形成了。
二、从比较中看黄土文学派的共性特色
流派究竟是什么?概而言之，就是思想认识、创作特点、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等大致相近或相似的创作群体。“这个创作群体是充满动态的，始终是一个张扬艺术个性和默契艺术共性的美学流程。”[10]48流派的形成方式、内涵意义、艺术形态、规模时限等虽然多样，但都必须以其作家群的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的大致相同或相似为基础。流派的主要标准是艺术风格的趋同性或相似性。那么，黄土文学派的共同特色是什么?让我们从比较中进行分析。
1.黄土文学流派与“山药蛋”派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两个大的文学流派，即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白洋淀”派。其中“白洋淀”派以挖掘、表现生活中的“美”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为主要特征，与我们的黄土派区别明显。但长期以来，评论界却因地缘关系较近、创作题材、艺术手法类似等原因，把陕西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与“山药蛋”派相混淆，如席扬、段登捷在《文化整合中的传统创化——试论“山药蛋审美”在解放区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义》中写到：“由‘问题’来强化艺术视觉，捕捉创作灵感，酝酿结构秩序，被许多作家使用。以反映现实的题材创作为最，《创业史》堪称代表。”[11]周迪荪1981年在《由“山药蛋”派的寿命所想到的》一文中以陈忠实为例：“难怪有人说陕西青年作家陈忠实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与当前某些流行作品相比，是质朴有余而绮丽不足，显得‘土气’”。[12]这些均将柳青和早期的陈忠实看做是“山药蛋”派在山西以外的影响和延伸。
从表面现象看，柳青和赵树理的确有许多相同点：一是他们都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后踏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作家，是《讲话》精神的首批忠实实践者；二是建国初期都回到自己的家乡长期扎根某一地区和农村，立志农村题材创作；三是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且都写了“中间人物”……如此多的相似、巧合，难怪论者把他们归于同一流派。但是，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比较其艺术风格和创作特点，他们是有质的不同的。
第一，“山药蛋”派以短篇小说为主，作品量大，时事性强，注重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所以，存在着反映农村生活面不够广阔，内容不够充实的缺陷，在表现形式上照顾故事性，有重事轻人的现象，人物缺少实在的内心流程，缺乏深度和立体感，更缺少形象高大的典型人物。黄土文学流派作家们的共同点是“产量不高”，但都厚积薄发，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由短篇起步，中篇练笔，不惜一生心血铸造长篇巨制，并将独特的、血肉丰满的民间英雄塑入中国当代文学殿堂。《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虽然只完成了不到一半，仅第一部就已令人惊叹不已；《平凡的世界》煌煌三部，百万余字，用生命铸就；陈忠实的《白鹿原》不仅可以是“枕头工程”，而且是“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最重要的收获”。[3]359他们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高增福、孙少安、孙少平、白嘉轩、朱先生等等一连串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如果把“山药蛋”派的作品比做小米稀饭、馒头咸菜，可口的“小快餐”，那么黄土文学流派的作品则无疑是鸡、鸭、鱼、肉丰盛的“大席面”。 第二，“山药蛋”派最大的特色从其“命名”就可以看出，它追求通俗性，自觉以农民作为读者对象，风格质朴，常带“土气”等等，突破了文学大众化的难关。柳青、路遥、陈忠实等黄土作家则不同，他们是为社会作记录，他们的作品是诗，是史。正如路遥对柳青的评价：“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他绝不是一个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会把《创业史》那样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正是作家具有这种辽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学识，加上他对生活的透彻了解，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他的作品决不能说成是‘山药蛋’。”[4]561的确如此，如果把《白鹿原》、《创业史》、《平凡的世界》所叙说的时代串联起来，从20世纪初清朝的覆灭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期，将近一个世纪黄土地上的变迁史，是多么浓墨重彩、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啊!
第三，“山药蛋”派和“白洋淀”派继承多、突破少，他们的作家群里文学成就几乎没有超过赵树理和孙犁的。而黄土文学派却不同，路遥和陈忠实承继了柳青农村题材、现实主义这一传统并各自有不同的艺术突破和文学精神上的超越，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的代表作都是“里程碑”，但一个比一个高。这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创作旺盛期不在同一时代，社会环境、经历、机遇不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继承了柳青“他竭力想让人们在大合唱中清楚地听见自己的歌喉；他处心积虑地企图使自己突出一般人”[4]561的精神和对世界文学大师巨著的研究、吸收。长期以来，评论界有一种误说，认为他们出身苦难、生活底子虽厚但文化底子较薄，视野狭窄，手法陈旧等。此说看似颇有道理，柳青和陈忠实确实没有上过大学，路遥又是“工农兵”学员。其实错了，貌似“修表匠”的柳青，可以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侃侃而谈，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大博士；路遥、陈忠实通过对世界名著系统的博览和精研，对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等等了如指掌，深谙于心。他们的手法，他们作品的份量在创作的准备阶段都是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反反复复掂量过的，正是他们的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才使路遥拿青春和生命作“赌注”的《平凡的世界》突破了柳青，陈忠实厚积薄发的《白鹿原》超越了柳青。
2.黄土文学流派与“西部文学”
“西部文学”的概念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其实质是对西北五省区作家群的概称，经过多年讨论，“西部文学”的提法虽然已经被评论界认可并广泛使用，但它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名实是否契合至今仍有商榷之处：一是如果西北可以被称为中国的西部，那么包括西藏在内的西南是不是也是“西部”呢?二是如果从地理版图划分，那么，处于国之中心的陕西无论如何是很难划入中国西部的，充其量只能算东、西部的过渡区。因为无论从自然环境、民风民俗、文化历史等方面，陕西在人们意识中与高原雪域、大漠戈壁、草原绿洲、驰马游牧、酒肉歌舞等西部边疆大相径庭。
除了秦岭以南和陕北北部(榆林地区)分别属于长江流域文化和塞外文化外，陕西主要是黄河中原文化区。这里的环境是黄天厚土，这里的民习是耕读传家，米面为主，这里的水土塑造了秦人的灵魂：木讷厚重，沉稳坚实；这里的文化也决定了文化人的品质和作品风格：执著坚韧，厚重大气。所以，陕西的文学是西北地区文学的组成部分，但它和真正意义上的“西部文学”却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当然，如果把陕西作家归入“西部文学”也未尝不可，事实上“西部文学”论者也始终是这么认定的。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的西部幅员辽阔，自然环境、民族风习、人文历史差异很大，各不相同，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整个东、西部之间不仅创作水平落差较大，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高于全国水平线(如陕西)，有的地方似乎还刚刚摆脱了文艺的萌芽状态，而且无论从创作题材、艺术风格甚至体裁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回首当代西部文坛，这种差异一眼便知。一是文学样式上，小说在陕西比较兴旺，诗歌却崛起于新疆、青海等西部边陲，如20世纪50年代大西北的歌手闻捷的诗和新时期甘、青、新等省(区)以周涛、昌耀为代表的“新边塞诗”，在全国影响较大。二是题材上，陕西作家们主要是农村题材，黄土农耕文化，而中西部的作家主要是民族风情和边疆风貌。三是在创作风格上，西部作家们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作品风格明显不同。如陕西作家特别是黄土作家们，偏重于历史纵深厚重感和史诗性。而中西部的文学更注重力度：粗犷深沉、苍凉奔放、雄奇古朴。如在当代文坛影响较大的作家张贤亮、张承志等具有这种风格。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人、作家亦不例外。陕西的“水土”同时还滋养了黄土作家们以下有别于其他西部作家的艺术特色。
第一，执著的艺术追求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创作态度。“陕西作家偏重于现实主义作为精神而非仅为一种创作方法出现在文学之中，他们追求的现实主义骨子里就是‘求真务实’，就是秦地农人式的朴素理解：‘实活!’”[13]他们具有突出的秦人性格、特点、气质：大气内向，执著好强，他们对文学痴迷甚深，矢志不移，表现了一种圣者的“殉道”精神。他们守着自己心目中的神明，默默耕耘，其勤奋精细程度，其煎熬甚至牺牲精神无不令人叹服。“柳青临终之前，向医生提出一个‘建议’：‘让我再活几年吧’，接着大动感情地呼喊：‘好让我把《创业史》写完呀!’不难看出，诗人最大的痛苦不只是在于自己的命，而在于他不能完成的事业。”[4]536陈忠实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文学依然神圣”的名言，路遥因拼命写作劳累过度而英年早逝，邹志安英年病逝前还说他对文学“不悔”，都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陕西黄土作家的小说创作，你可以在艺术上、在观念上、在思维方式上说这说那，但是在生活积累甚至在生命体验上，几乎无可挑剔。他们的小说面对现实，直面人生，关注生活，关注历史，忠实地做着社会进程的“书记官”和“社会眼”。在热恋的土地上和人民中，共同探讨着人如何活得更合理、更美好的永恒主题，坚守了严肃文学的阵地。
第三，厚重的文化积淀和良好的文化氛围。读他们的作品时，都确实地从小说的环境、人物及心灵情感诸多方面，感受到了历史、文化的内容，看到非同一般的地域文化特色。作家作品的这些收获，其实就是历史悄悄地给予作家的无声帮助。历史文化的滋润熏陶使陕西的读者群对文人、作家非常崇敬和拥戴，也就不断涌现着做文学梦的文学爱好者，转而从事写作，冷不丁就冒出名不见经传却出手不凡的作家、作品来，使陕西的作家群不断发展、壮大，共同支撑着“文学依然神圣”的忠诚信念。其实，黄土文学的上述特点说起来也很简单，概而言之，就是舍生忘死撰《史记》的“司马迁精神”。
3.黄土文学与“陕军”、“陕风”
自1993年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集束出击，长驱“东征”引发文坛大地震以来，“陕军”、“陕风”等词汇就不仅是陕西作家群的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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