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新出土的唐代文献材料尤其是碑刻和墓志极为丰富，如果用力于此以研究文学，必然会扩大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新出土文献的重要作用在于:一、为作家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二、一些散佚作品的发现，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载体;三、唐代文学背景的理解，仅靠传世文献是不全面的，需要通过新出土文献来参证与补充。新出土文献，对于唐代文学史研究，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关键词】 新出土文献 唐代文学史 碑刻 墓志
一
唐代文学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新材料的发现与期待，新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新方法的创新与尝试，新视角的寻找与探索，都受到学者们极大的关注。对于研究唐代文学来说，新材料的发现与期待，则是促使学术研究深入的最为重要的方面。王国维治历史学的一大特点，是创立了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结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① 。王国维也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② 傅斯年在《史语所集刊》创刊号上也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是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但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新学问，却与此有所不同，陈伯海说:“唐诗学由古典向现代学术形态的转变，关键倒不在史料的发现，而在于观念的更新，特别是同整个时代文学观念的更新分不开。” ③ 实际上，20世纪新材料的发现与整理，唐代是较为集中的一个朝代，然而这一方面，并没有引起文学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现在已是21世纪，如果还是墨守成规，倾全部精力于文学观念的更新之中，其收效必定不如20世纪那样显著。
20世纪，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是新出土文献极为繁盛的时代。新出土的唐代文献材料尤其是碑刻和墓志极为丰富，如果用力于此以研究文学，必然大有收获。著名学者傅璇琮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建国以来的考古成果，从文学研究角度来从事考古成果的分析研究，开辟一门文学考古学。” ④ 这是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设想，也是需要很多学者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对于新出土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关系，戴伟华、韩理洲、陈尚君等学者曾有专文作综合性的论述，颇有助于我们对于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 ⑤ 。本文则以新出土文献对于唐代文学史研究视野开拓的意义展开讨论，重点放在唐诗研究方面。
在新出土的文献中，唐代尤多。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碑刻与墓志的集中出土。对墓志加以搜集并初步整理的是新安张伯英，他创立了“千唐志斋”。章炳麟为之题名，并跋称:“新安张伯英，得唐人墓志千片，因以名斋，属章炳麟书之。”简要地说明了“千唐志斋”的由来。“千唐志斋”中的墓志石刻大部分出自洛阳邙山一带。古称“邙山无卧牛之地”，“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其墓葬之多，可以想见。清末修筑陇海铁路时，取道邙山脚下，因而掘出不少墓志。后经张伯英收集，保存于“千唐志斋”。此后，罗振玉等学者，亦着力搜集唐代墓志，并加以著录。成《芒洛冢墓遗文》、《东都冢墓遗文》等，李根源有《曲石精庐藏唐墓志》。为研究唐代文史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建国以后，学者们一方面致力于新出土墓志的发现与报告，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著录与整理。1991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近四千件，以原拓片影印，保持原件的真实面目。1992年，周绍良编撰了《唐代墓志汇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重在墓志录文，更方便了研究者。2001年，周绍良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二书合计，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五千件。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已出版7辑，主要收录墓志，亦超过五千件。此外还有《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中研院史语所1984年至1994年版;饶宗颐《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新出土墓志以洛阳为多，故专收洛阳墓志的书更多。有《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洛阳新获墓志新编》等。又《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二）》，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亦收洛阳墓志颇多。此外，散篇墓志还不断出土与发布，如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偃师杏园唐墓》即收墓志四十余方，其中不乏价值颇高者。
二
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是个案研究，通过扎实深入的个案研究，然后进行综合系统的概括，以探索其演进的流程，是研究的宗旨。在个案研究方面，作家、作品的研究是最为重要的，新出土文献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为作家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一些散佚作品的发现，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载体。
其一，诗人生平的考证。古代仕宦显达的作家，多有表墓的碑版和埋幽的墓志。我们现在从事唐代作家研究，如能获得这样的石刻文献，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盛唐大诗人王之涣，在唐及以后的文献记载中，事迹极为简略，且多有歧误。现代唐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岑仲勉，首先从《曲石精庐藏唐墓志》中发现了《王之涣墓志》，从此，王之涣的籍贯、仕历、生卒年等问题都昭然若揭。后来，陈尚君又从《千唐志斋藏志》中发现王之涣夫人《李氏墓志》及其族人的有关《墓志》，王之涣的家世与亲缘关系也非常清楚 ⑥ 。关于《王之涣墓志》的著录，首见于岑仲勉《贞石证史》，后来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又作专门考证。曲石精庐主人李根源之子李希泌有《盛唐诗人王之涣家世与事迹考》 ⑦ ，都可参证。这是得一墓志解决唐代文学研究重要问题的典型事例。大诗人杜甫叔父杜并墓志的发现，对于杜审言、杜甫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杜审言的身世仕历与杜并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杜并墓志的撰者是当时号称文坛“大手笔”的苏，由此墓志还可以引发出杜审言与刘允济的关系。因而这一墓志的发现，不仅可以订正传世文献记载的杜甫家世的讹误，对于了解杜甫创作的家学渊源更有重要作用 ⑧ 。唐初大诗人王勃，才高早慧，然仅活了二十七岁，其事迹正史都有传记。新出土《王洛客墓志》（先天元年十月十三日）:“时有同郡王子安者，文场之宗匠也。力拔今古，气覃诗学，吮其润者，浮天而涸流;闻其风者，抟扶而飙起。君常与其朋游焉。不应州郡宾命，乃同隐于黄颊山谷。” ⑨ 这一隐居的经历却不为人知。
《千唐志斋藏志》中，存有《张晔墓志》，是一篇较为纯粹的诗人传记，其中还载有张晔与友人唱和诗，为《全唐诗》所失收。故这样的墓志弥足珍贵。现录于下:
唐故乡贡进士南阳郡张公墓志铭前乡贡进士李夷遇撰
公讳晔，字日章，其先南阳人也。叶茂当时，代称其美，举文衡则汉有平子，论博识则晋有茂先，清波长澜，备载简册。大历中齐州长史兼侍御史讳瞻，公之曾王父;元和初陪军副尉守左武卫将军讳泚，公之王父;大中时郓州长史兼监察讳季戎，公之烈考。并徽懿盛才，昭振前哲。公即长史之元子也。含晨象之秀德，体山河之上灵。气蕴风云，身负日月，原而能恭，宽而以栗，言不宿诺，行不苟从，率身克己，服道崇德，闺门穆如，乡党恂如也。若夫学广如江海之渺，文华并天星之焕烂，高谈则龙飞豹变，下笔则烟霏雾凝，穷八体于豪端，搜六义于怀抱，千古阙文，前哲遗韵，尽为公之所录。公应进士举，天下知名。若古律诗千余篇，风雅其来，莫之能上，览者靡不师服。于是乎今鄂州观察判官卢端公庠，顷为河南府掾充考试官，公因就试，遂投一轴。卢公谓诸僚友曰:“张子之文，自梁宋已来，未之有也。”复课一诗送公赴举云:“一直照千曲，一雅肃群俗。如君一轴诗，把出奸妖服。”又云:“乃知诗日月，瞳瞳照平地。”又今尚书右司郎中杨戴为淮南太守时，制一叙奖公之文曰:张氏子用古调诗应进士举，大中十三年余为监察御史，自台暮归，门者执一轴，曰:张某文也。阅于灯下，第二篇云《寄征衣》:“开箱整霞绮，欲制万里衣。愁剪鸳鸯破，恐为相背飞。”余遂瞿然掩卷，不知所以，为激叹之词。乃自疚曰:“余为诗未尝有此一句，中第二纪，为明时御史，张子尚困于尘坌，犹是相校，得无愧于心乎。”凡公知游，莫非重得廊庙之器也。苟非其道，虽王公大人终不屈从。所不成名者，气高使之然也。盖闻有大才而无贵仕者，固不虚语耳。呜呼!方谓拂羽乔树，缅升烟霄，而遭命大过，栋挠而殒。春秋五十有五岁，咸通十一年七月廿二日寝疾薨于上善里之第。先娶天水赵氏，早卒。有子滔，博学不倦，出言有章，孝行可称，文质俱茂。女曰珊珊，始孩。并衔莪茹蓼，殆不胜丧。弟旭，志若松筠，行同颜闵，其言也成范，其行也可模。公先世松在雒北平乐乡杜翟村之东原。是岁十一月十二日，与赵氏、小君，合葬于先茔之左，礼也。夷遇与公密契金兰，习孰履行，孝思所请，焉敢让诸?刊石显徽，乃为铭曰:
英英夫子，既哲能贤。河目海口，虬须虎颜。应期诞德，绝后光前。贞兮瑞玉，芳兮春兰。玉贞斯折，兰芳斯摧。呜呼府君，逝矣不回。
陈尚君论述此志的价值时称:“值得注意的是，志文用一半篇幅叙述其作诗情况及时人的评价，诗歌在唐人心目中的位置之重要，可以想见。”“文中叙唐人行卷的情况及受卷者阅卷后的感触，十分具体，为研究唐人行卷及其与文学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记载，值得重视。” ⑩ 有关进士行卷的内容，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于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这篇《张晔墓志》明确记载张晔应进士举，而又投献诗集，不仅为传世的文献记载提供了确凿的文物证据，更对于我们探讨科举与唐诗繁荣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实物材料。
在文学家生平事迹研究中，家世与籍贯是非常重要的。而唐代籍贯与郡望又常常混淆，如大诗人沈佺期，新、旧《唐书》本传与辛文房《唐才子传》都说他是“相州内黄人”，而1997年出土的沈佺期长子沈子昌墓志说:“公姓沈氏，讳子昌，皇朝詹事府君之子，今朔方太守东美之长兄。……以天宝七载七月十日遘疾，终于南阳郡顺阳川之客，以天宝十三载十一月十八日迁厝于东京偃师县首阳山南，从大营，礼也。铭曰:自他乡兮还故乡，迁顺兮阳祔首阳。” 11 则其故乡为偃师甚明。可知其籍贯应为洛阳偃师县，而相州内黄则为是其郡望。
其二，订补现存文献的阙误与促进作品研究的深入。《全唐诗》卷五六四收杨牢《赠舍弟》诗，而韦縠《才调集》亦收此诗，作者却是“杨宇”，必有一误。今据《千唐志斋藏志》所载《唐故文林郎国子助教杨君墓志铭》称:“君讳宇，字子庥，弘农华阴人。……大中五年夏五月被疾，日不减，八月丁巳终于长安宣平里之旅舍，时年四十有五。”志作者为“兄朝议郎行京兆府户曹参军牢述”。《杨牢墓志》亦见于《千唐志斋藏志》，称“大中十二年正月二日，河南县令弘农公□□□府□善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七。……公讳牢，字松年，弘农人”。是知杨牢为兄，杨宇为弟，牢长宇五岁。则其诗应为杨牢所作，《全唐诗》虽后出，然著录作者却是正确的。
又晚唐人顾陶所编的《唐诗类选》，是唐人选唐诗的一部重要典籍，但其书久佚，写作年代有所争议。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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