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齐融 21 ，官秘书省正字、泾阳令、昆山令等，天宝末尚存。《宝刻丛编》卷一三《越州》引《集古录目》:“《唐法华寺玄俨律师碑》，唐前秘书省正字万齐融撰，武部郎中徐浩书。……碑以天宝十五年六月立。”同卷引《诸道石刻录》:“《唐龙泉寺常住田碑》，唐万齐融撰，范的书。”《国秀集》卷中称“昆山令万齐融”，并选其诗二首。《唐诗纪事》卷二二《万齐融》条:“梁肃作《越州开元寺僧昙一碑铭》云:师与贺宾客知章、李北海邕、褚谏议庭诲、泾阳令万齐融为儒释之游，莫逆之友。李华《为润州鹤林寺径山大师碑铭》云:菩萨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齐澣、故刑部尚书张均、故润州刺史徐峤、故泾阳令万齐融，道流人望，莫盛于此。以二铭观之，齐融盖开元以来江南乐道之士也。”《全唐诗》卷一三二李颀有《寄万齐融》诗，卷一一八孙逖有《酬万八贺九云门下归溪中作》，万八即万齐融。《全唐诗》卷一一七存其诗四首，《全唐文》卷三三五收其文三篇。

何謇，事迹不详。《全唐诗》卷一三九储光羲《送姚六昆客任会稽何大蹇任孟县》诗，当即此，“蹇”应从墓志作“謇”。

从以上与徐浚唱和数人的考证，我们可以看出，以贺知章为首的吴越之士，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群体。当然这个文学群体，不仅是墓志中所提到的几个人，文学史上的“吴中四士”，应该是这个群体中的中坚力量。由这个群体可以看出，唐代文学，特别是盛唐文学，之所以呈现出极为繁盛的局面，与各地形成大大小小的文学群体有关，由这些群体再汇集成为不同的文学中心，最后像百川入海似地朝一个总的中心发展。我们现在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在论述开元、天宝时期的作家时，往往重视以京城长安为中心的关中、中原一带的文学发展，而对于南方的文学群体的形成，较为忽视。其实，南方文学群体的发展，非常值得研究。我们知道，除了以贺知章为首的吴越文学群体以外，能证明吴越之地在开元、天宝间文学繁荣的，是唐人殷璠编选了《丹阳集》。唐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称:“《丹阳》止录吴人。”《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包融诗》下注:“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余杭尉丁仙芝、缑氏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瑀、长洲尉谈 寅 戈 ，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十八人皆有诗名。殷璠汇次其诗，为《丹阳集》者。”《丹阳集》已散佚，今人陈尚君于此辑佚，用力甚勤，先有《殷澣丹阳集辑考》一文，刊于《唐代文学论丛》第8辑，后整理成《丹阳集》，收入傅璇琮主编的《唐人选唐诗新编》中。由陈尚君的整理，我们可以大致知道开元、天宝时期吴越文学的繁盛。由徐浚墓志与《丹阳集》参证，可以看出盛唐时期人文荟萃，诗歌鼎盛的情况。

四

一般地说，一种学术的进步，取决于材料的发现与学理的发明，而学理的发明又是以材料的发现为基础的。故王国维、傅斯年等对于材料的发现极为重视。至于方法的探讨与观念的更新，只能是材料与学理之间的中介。就唐代文学研究来说，20世纪极为繁荣，各方面的选题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挖掘，各种方法也得到了尝试，各种新的观念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大有“山穷水复疑无路”之势。21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无疑在新材料的运用方面有着较为广阔的天地。著名学者张广达在唐史研究趋向的考察方面曾这样说:“对于隋唐史而言，未来发现新材料至关重要。史料从来是多多益善，不患寡而患不足征。……文书文物资料的不断发现，不仅将从物质文化方面，而且也将从精神文化方面为深入研究隋唐历史，或者说研究中国中古史开辟灿烂的远景。” 22 这一论断，对于唐史研究是精到的，对于唐代文学研究也是适合的。

最近，我读到李零先生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对于简帛古书对现代学术研究的意义阐述得很精当:

简帛发现的另一个意义是，它对近百年的学术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我们都知道，近百年的学术史，是旧学不旧，新学不新，所有学问，不管个人的态度向背，都是“古今中外一锅粥”，阵脚大乱。王国维倡言“学不分古今中外”，当然很有胸襟，但从当时的形势看，从当时的心理看，实在是无奈。因为，它的背后有很多激烈的冲突（今天也一样），“古”与“今”、“中”与“外”，总是陷于二元对立:后者对前者有优越感，前者对后者不服气，“古今中外摆不平”。其实，这些在“现在一言堂”里没法对话的事，如果放到古代，反而易于沟通。……简帛古书，表面看，只对研究“古”、“中”有用，对研究“今”、“外”无用，但实际上，它对调整我们对“古今中外”的看法有帮助，对调整我们的心理结构有帮助。因为，这种返本溯源的探讨，对中外双方都是解毒剂。它对恢复“古今中外”的平等对话，对重建有中国自信的世界眼光有革命意义。 23

简帛古书与唐代石刻等，都是新出土文献，对于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文学等多学科的学术史研究具有革命性意义。所不同的是，简帛古书偏于古代，而石刻文献则接近现代。从文学的角度看，石刻文献的文学成分更多，对于文学史的正本清源工作更有作用。

新出土文献，从本身的功能来说，主要属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范畴。但它可以充分证明当时的某些现象，因而其作用是多元化的。我们纵观建国以来的唐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政治研究代替文学研究，因而一切都要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故文学成为庸俗政治学的附庸。因为长期的惯性与厌倦心理，使得后一阶段，即20世纪的后二十年，人们研究文学多回避政治，而转向纯文学的探讨，因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得到了全方位的重视与发扬。本来，这应该是一件好事，然而由于市场经济对于文学研究的负面影响，加以外来文化学术的介绍与西方审美观念的浸润，使得古代文学研究逐渐脱离本根，失范而浮躁。文学史研究与深层的学术史、思想史逐渐疏离，变得片面而单纯。对于唐代文学研究来说，历史与审美的一体化，应该是最佳状态。然而现在最为缺乏的是这两方面的融合与衔接，故以现代史学规范作指导，立足于文本，并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作基础，尽可能对文学展开多样化的研究，应该是21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开拓新视野的重要途径之一。

注 释

①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

②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5册第65页。

③陈伯海《唐诗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6页。20世纪的新出土文献，在唐代的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取得的成果极为显著，参见胡戟等《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44页）。

④傅璇琮《唐刺史考全编序》第6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戴伟华《出土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4期，第62—69页。韩理洲《新出土墓碑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99—807页。陈尚君《新出石刻と唐代文学研究》，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第28期（2002年12月），第1—27页。

⑥见《跋王之涣祖父王德表、妻李氏墓志》，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第125—128页。

⑦载《晋阳学刊》1988年第3期，第97页。

⑧参阅拙作《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铭笺证》，载《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第35—44页。

⑨拓片载《书法丛刊》2002年第3期，第84页。

⑩陈尚君《石刻所见唐代诗人资料零札》，《唐代文学研究》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434页。

11赵君平《洛阳新获唐志二题》，《书法丛刊》2001年第3期，第37—38页。赵氏对沈之籍贯有所考证，可参看。

12卞孝萱《顾陶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选本》:“唐大中十年，顾陶选出唐人诗一千二百三十二首，编为二十卷，书名《唐诗类选》，自撰序言。”载《学林漫录》第8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2—121页。

13罗时进《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后序》是否如学术界一些先生认为也同样作于大中十年呢?并非如此。”进而推断是大中十年以后之作，约为“咸通二、三年”。文载《人文杂志》1988年第6期，第111—116页。

14参陈铁民《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

15周世荣《湖南古墓与古窑址》，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28页。有关长沙窑唐诗的情况，还可参考周世荣《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概说》、陈尚君《长沙窑唐诗书后》，均载《中国诗学》第5辑。

16周世荣《湖南古墓与古窑址》，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33页。

17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第18—31页。

18有关《令狐梅墓志》的研究，可参郁贤皓《从令狐梅墓志看李德裕及晚唐党争》，《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93年版;乔栋《唐棣州刺史令狐梅墓志考释》，《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牛致功《令狐梅与李德裕:读令狐梅墓志铭》，《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185页。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版;又增订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9《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20知章所撰墓志，近世不断出土，如《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二六三《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行 州刺史赠户部尚书上柱国河东忠公杨府君墓志铭并序》，题撰人为“右庶子集贤学士贺知章撰”。又同书开元二五七《皇朝秘书丞摄御史朱公妻太原君王氏墓志并序》，题撰人为“秘书监集贤学士贺知章纂”。《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四五有《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大理少卿上柱国渤海县开国公封□□□□并序》，题撰人为“秘书□□会稽贺知章撰”。1988年4月出土《大唐故中散大夫比部郎中郑公（绩）墓志铭并序》，题“贺知章撰”。志载王关成等《郑公墓志铭及其史料价值》，《文博》1989年第4期，第36—39页。

21《旧唐书》将贺朝、万齐融二人连书，将“万”属上，变二人名为“贺朝万”、“齐融”，盖误。

22 23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8页。

张广达《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中国学术》第8辑（2001年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9—297页。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