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卷七一四收录顾陶《唐诗类选序》及《后序》。序作于大中十年，文后有题款，自无可疑，而后序没有题款，故时间难定。卞孝萱以为作于大中十年 12 ，罗时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为咸通二、三年所作 13 。今考《唐诗纪事》卷五三《杨牢》条:“牢，登大中二年进士第，最有诗名。大中时，顾陶作《唐诗类选》，去取甚严。其序云:删定之初，如杨牢等十数公，时犹在世;及稍稍沦谢，一篇一咏，未称所录，若续有所得，当列为卷轴，庶无遗恨。”参之杨牢墓志，牢卒于大中十二年正月，故知《唐诗类选后序》应作于大中十二年以后。但今传《唐诗类选后序》却并无杨牢之名，故此问题仍可通过墓志的启发，深入加以研究。
杜甫有一首名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前贤均系此诗于天宝七载（748）。今据《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四册《大唐故正议大夫行仪王傅上柱国奉明县开国子赐紫金鱼袋京兆韦府君（济）墓志铭并序》，韦于天宝九载（750）由河南尹迁尚书左丞，则该诗应作于天宝十载正月，即应制举不第三年后 14 。杜甫终生的政治理想，当时的困顿处境，写诗的甘苦体会等，在诗中均有所表现。而作年的重新认定更有助于对杜甫生平思想与创作历程的理解。
其三，散佚作品的发现，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载体。即以诗歌为例，自清代《全唐诗》编纂问世后，不断有补遗之作，尤其是20世纪，成果尤丰，至1992年出版了陈尚君纂订的《全唐诗补编》，已是洋洋大观。这些补逸之作，有不少是源自出土文献，而我们现在研究唐代诗作已不能离开此编。《全唐诗补编》出版后，唐诗的佚作仍不断出现。如近年于长沙出土的古窑址陶器诗刻，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诗歌主要题在壶的流部之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或枕面之上，共计近八十首不同的诗和句” 15 。这里所刻的八十余首诗，都没有诗题，不著作者，体裁有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其中五言诗占据绝对大的比例，大概是诗句简短，便于镌刻之故。诗歌通俗浅显，明白流畅，带有民间文学的特点。但我们如果与《全唐诗》中文人作品对照，就会发现，这些民间诗歌与文人作品还是有紧密联系的。现将相关的几首诗录于下:
自入长信宫
自入长信宫，每对孤灯泣。闺门镇不开，梦从何处入。
这首诗见王重民《补全唐诗》高适诗卷，作《闺情》四首之一，“入”作“处”，“对”作“向”。录自敦煌诗卷，此前尚有《闺情》一首，跋语云:“《闺情》原卷不题撰人，‘憔悴不缘思旧国’，也一定不是高适的话，盖与前一首同为一个沦落在敦煌的文人所作，因此，也连类附及。‘为落殊蕃陈上相知人’的闺情以后，还有四首闺情，好像是妓女的歌辞。也不著撰人，不知是否佚诗，姑附于后。”陈尚君辑入《全唐诗补编》。由敦煌诗卷题写，到长沙窑址陶器镌刻，说明这首诗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
去岁无田种
去岁无田种，今春泛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
这首诗见于《全唐诗》卷八五二张氲诗卷，作《醉吟三首》之一。
海鸟浮还没
海鸟浮还没，山云断更连。棹穿波上月，舡压水中天。
这首诗见于《全唐诗》卷七九一贾岛与高丽使联句《过海联句》:“沙鸟浮还没，山云断复连（高丽使）。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岛）。”
万里人南去
万里人南去，三春雁不归。不知何岁月，得共女同归。
这首诗《全唐诗》卷四六韦承庆诗卷作《南中咏雁诗》，题注:“一作于季子诗，题作《南行别弟》。”第二句作:“三春（一作秋）雁北飞。”第四句作:“得与尔（汝）同归。”同书卷八○韦承庆诗卷作《南行别弟》，题注:“一作杨师道诗，《英华》作韦承庆《南中咏雁》。”
近入新丰市
近入新丰市，惟闻旧酒香。把琴沽一醉，终日卧垂杨。
这首诗《全唐诗》卷三一一作陈存诗，题作《丹阳作》，题注:“一作朱彬诗。”同卷朱彬诗卷亦收入，题注:“一作陈存诗。”
二月春丰酒
二月春丰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
按白居易有《问刘十九》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主人不相识
主人不相识，独坐对林泉。莫慢愁酤酒，怀中自有钱。
这首诗见于《全唐诗》卷一一二贺知章诗，题作《题袁氏别业》，题注:“一作《偶游主人园》。”“对”作“为”，“怀”作“囊”。
鸟飞平无近远
鸟飞平无近远，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全唐诗》卷一五○刘长卿《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题注:“一作《答秦征君徐少府春日集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六言》。”诗云:“清川永路何极，落日孤舟解携。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又卷八九○刘长卿《谪仙怨》诗中间四句亦与此相同。
周世荣曾将《二月春丰酒》与白居易《问刘十九》诗比较，以为:“以上诗句通俗易懂，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相互对照，‘二月春丰（醴）酒’，语言质朴，而《问刘十九》则显得清雅。笔者认为当属白居易根据民间古诗改写而成。因为汉魏南北朝以来民歌一向为文人所关注，因而民间歌常为文人摹仿或改写。故二月春丰酒应是民歌中的本来面目。” 16 如果仅就《二月春丰酒》一首与白居易诗比较，周先生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但就以上所录的八首诗综合起来看，当时制陶工人将文人诗原作稍作改动刻于陶器之上，也不无可能。参以唐代湖南诗人李群玉《石潴》诗:“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则唐代诗人对于窑址一类的题材还是颇为重视的，陶器刻诗取自唐代文人的诗作也是顺理成章的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新出土的八十首陶器所刻诗篇，表明唐代文学史是在文人作品与民间文学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去研究唐代的民间文学，尤其是民间诗歌，比较重视的是《全唐诗》中所收的民歌、谣谚等方面的内容，这些与文人诗作有着很大的距离，无法探讨其间的互动关系。故而这组诗的发现，对于我们从动态方面全方位研究唐代文学史有着很大的帮助。
三
要深入研究唐代文学，弄清文学进程及演变的背景极为重要。而对于背景的理解，仅靠传世文献是不全面的，因为传世文献有不少经过当事人的篡改，也有在后世流传当中失实的。这就需要通过新出土文献来参证与补充。而利用出土文献，如新出土墓志时，如果联系当时的发掘现场，或参考相关的发掘报告，则更有助于与文学相关的社会习尚与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今举三个事例加以说明。
一是《令狐梅墓志》的发现，对于了解中晚唐党争对文学的影响颇有意义。这篇墓志的拓片载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南卷，录文又载于《全唐文补遗》第6辑。有关中晚唐党争，焦点在于两党党魁牛僧孺与李德裕的关系及政见等方面。自岑仲勉《隋唐史》问世之后，直李曲牛的观点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以为李德裕是晚唐最有才能与贡献的宰相，传世文献中曲李的说法都来源于牛党人物对于史实的歪曲。代表性的论著有傅璇琮的《李德裕年谱》和胡如雷的《唐代牛李党争研究》 17 ，都主此说。而《令狐梅墓志》记载对牛党的态度:“其在右卫，李公德裕持权先谪所恶旧相，又欲就谪所按杀之，天子为发内竖将命矣。公闻之，驰见李公，语以大不可。李公闻语怒甚，疑其贰于己，忿谓公曰:‘公欲卖我乎?’公曰:‘卖则早卖之，不至今也。今者为明公子孙谋，何见拒之深?必不听，是明公自卖其生，非某之能救也。’李公命罢去，词益切;左右欲引退，公正色谓左右:‘汝曹何知，今是非得失，事在瞬息，不急之，欲坐视相君为齑粉耶!’李公挠愤良久，心乃惧，谢不敏，明日即奏，复发骑追活之。”说明李德裕虽在晚唐贡献很大，但也是一位党争恶习极深的人。晚唐文人与牛李党争大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篇墓志的出土，对我们客观评价晚唐诗演进的背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8 。
二是《李郃墓志铭》的发现，更证实了唐代避家讳的情况。这篇墓志出土于偃师杏园，发掘时的情况，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偃师杏园唐墓》记载很清楚，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位与唐代牛李党争及甘露之变都有密切关系的文学家的背景情况。唐代避家讳甚严，故《南部新书》卷丙称:“凡进士入试，遇题目有家讳（谓之“文字不便”），即托疾，下将息状求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请出试院将息，谨牒如的。’暴疾亦如是。”著名诗人李贺也是如此。王定保《唐摭言》卷一○称:“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肃，边上从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师。……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特著辨讳一篇，不幸未登壮室而卒。”韩愈《讳辩》:“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19后世学人对于李贺遭谤极为同情，亦对韩愈为贺鸣不平大为赞赏，而贺则终不应进士试。参之《李郃墓志铭》称:“再试京兆府，以殊等荐。会礼部题目有家讳，其日径出。主司留不得。”可见避家讳作为唐代重要的社会背景，非韩愈所作一两篇文章辩解所能奏效。与李贺相比，李郃避家讳更显得主动积极。我们如果从唐代避家讳这一背景探讨文人进身的历程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对于李贺的人生道路与创作道路有着另一番理解。
三是《徐浚墓志》的发现，对研究吴越地区的区域文学与家族文学有很大的启迪作用。1998年夏，洛阳偃师市南蔡庄村北出土了一方《徐浚墓志》，《书法丛刊》1999年第4期影印该志拓片。墓志云:“至于制作侔造化，兴致穷幽微，往往警策，蔚为佳句。常与太子宾客贺公、中书侍郎族兄安贞、吴郡张谔、会稽贺朝、万齐融、余杭何謇为文章之游，凡所唱和，动盈卷轴。”这里是说徐浚颇为擅长诗歌，常与贺知章等人唱和。最值得注意的是提到的几个诗人，他们都是吴越一带人，且以越州为主，说明开元、天宝时期，吴越一带，唐诗非常繁盛。
贺知章，字季真，会稽永兴人。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初授国子博士，又迁太常博士。因张说引荐入丽正殿书院修书。后转太常少卿。开元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改授工部侍郎，兼秘书监置同正员。迁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天宝三载，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至乡无几寿终，年八十六。知章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全唐诗》卷一一二收其诗一卷，《全唐文》卷三○○收其文二篇，《唐文拾遗》卷一八又补四篇 20 。
徐安贞，本名楚璧，后改名安贞，史称信安龙丘人。今据墓志称为徐浚族兄，则其郡望亦应为东海郯县。《元和姓纂》卷二有“中书侍郎徐安贞，居衢州龙丘”。则当后徙之地，即与徐峤之徙会稽相类。安贞尤善五言诗。尝应制举，一岁三擢甲科，人士称之。开元中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玄宗每属文及作手诏，多命安贞视草，甚承恩顾。累迁中书侍郎。天宝初卒。《全唐诗》卷一二四存其诗十一首。《全唐文》卷三○五收其文十二篇。
张谔，两《唐书》无传，《唐诗纪事》卷一五称:“谔，登景龙进士第。岐王范好儒士，与阎朝隐、刘廷琦、郑繇等饮酒赋诗。驸马都尉裴虚己善谶纬，坐私与范游，徙岭南，廷琦贬雅州司户，谔山茌丞，然明皇于范无间也。”徐松《登科记考》卷四系张谔登进士第于景龙二年。唐芮廷章《国秀集》卷中称“陈王掾张谔”，选其诗五首。《全唐诗》卷一一○存其诗十二首。《全唐诗逸》卷上又收其残句一则。由此墓志可证其籍贯为吴郡。
贺朝，两《唐书》无传，《旧唐书》卷一九○中《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