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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史诗”·“类成长”·“类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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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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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当代的革命历史叙事，可以分为三种不同又互相联系交叉着的类型。“类史诗叙事”比较靠近主流政治，与西方的史诗写作传统和中国古代的小说诗学之间有多重的内在关系；“类传奇叙事”比较靠近市场和通俗文学，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之间关系最近；“类成长叙事”基本来源于西方小说概念，是十七年中知识分子叙事的惟一合法形式。三种叙事类型各自产生了一批在叙事结构与美学方面具有共同或接近特征的作品。
关键词：中国当代革命叙事；叙事美学；史诗；传奇；成长小说
迄今为止，还较少有人从小说诗学和叙事类型的角度来考察红色叙事的特征，因此本文试图从三种叙事模型来考察一下中国当代“革命历史叙事”的三个主要类型，借以探讨一下它们各自的叙事与美学特点以及同中外叙事传统之间的继承关系。因为同时涉及三种模型，所以只能是一个粗略的探讨。
之所以特别关注“当代革命历史叙事”，是因为1949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的小说中这类叙事所包含的传统元素、外来文化因素、民间叙事美学因素甚至其暗含的商业化因素的含量，都是最多的。尽管表面上它的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但作为小说，它事实上包裹的东西却也很复杂和“陈旧”，而这一点正是过去的研究者都没有给予太多关注的。这里我将“革命历史叙述”在总体上分为三种：一是宏大场景的最靠近意识形态本身的“类史诗叙事”。之所以称之为“类史诗”，是因为它在美学风格和结构上有史诗的追求，但因为各种因素所限，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史诗的品质和境地；二是带有传统或者民间叙事趣味的“类传奇叙事”。传奇叙事是中国小说美学的核心传统，也是其与市场需求的结合点，所以这类叙事最具有读者市场；三是以个人成长为叙述线索的“类成长叙事”。这类叙事因为以知识型或者精神型人物为叙述核心，所以一般来说最具有心理深度与主题的复杂性，艺术含量最高。后两种叙事与第一种一样，也只是“类……叙事”，因为其意识形态的规定性而与典范的三种叙事有很大不同，或者说徒具其形而已，但在这个局限性的前提下，它们的内部的隐形构成要素方面还是有很多一致性的，很有探讨的价值。
另外，“红色历史叙事”这一说法，不仅是因为它们中有许多是以突出“红色”的革命颜色来标识和命名的，如“三红”——《红日》、《红旗谱》、《红岩》，同时也是对其美学性质与风格的涵盖，因为它们大都突出了“革命美学”的理念，突出了战争、胜利、牺牲、青春、成长、锻炼等等主题，这样便呈现出强烈的情感性、倾向性与色彩感。鉴于这类作品庞大的数量，这里只涉及长篇小说。可以纳入“红色历史叙事”范畴的长篇大约有：柳青的《铜墙铁壁》(1951)、孙犁的《风云初记》(第一集，1951)、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954)、杜鹏程的《保卫延安》(1954)、梁斌的《红旗谱》(1957)、吴强的《红日》(1957)、杨沫的《青春之歌》(1957)、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刘流的《烈火金刚》(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雪克的《战斗的青春》(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1)等。
一、“类史诗叙事"
“战争，爱情，风暴，这是史诗的主题”，英国诗人拜伦在他的《唐·璜》中这样定义史诗的内涵。从世界文学史的视野看，史诗是文学最古老的文类，在古代希腊和印度都有着最典范的史诗作品。在早期人类那里，史诗实际上是最早的百科全书，是族群文化认同的载体和对象。一方面，其宏大的规模与适合传唱的形式，担负了早期人类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创造，这是它在社会功能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另一方面，壮美与具有神化意味的悲剧与崇高风格，抒情、叙事与议论相结合的复合性文体，都更符合早期人类的审美需求与观感，因此可以说它汇集和孕育了各种后世的文体要素与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史诗”在各类文体中不但是独立的一种，同时还包含了一种“伦理性”与美学意义——当人们说某部作品是“史诗”或具有“史诗性”的时候，不光是对其特点与性质的一种界定，同时还是一种在伦理和美学意义上的推崇和肯定。前人评价杜甫的作品为“诗史”，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都表明，“史”和“诗”是互为修饰和互为伦理的。再者，从希腊两大史诗的结构类型看，也是两种基本叙事原型：一是《伊利亚特》式的“场景——空间型”，其中时间因素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空间横向展开的宏大场面，众多英雄人物；另一种是《奥德修记》式的“历险——时间型”，其中纵向时间因素成为主要的结构/叙述要素，这两种结构实际也注定了以后小说等叙事文学的两种基本的叙述与结构原型。谈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史诗叙事”，显然需要小心地界定。首先，它的概念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特别是通过苏联文学而获得的，是革命意识形态关于历史和时间的修辞法的集中体现形式。其次，它是革命历史的特殊记忆方式，或者“党史叙事”的别一形式，其“史诗”的含义中有“用文学的方式叙述革命历史”或“革命历史的文学叙述”的意思，并不一定在文体上有特别的和成熟的含义。在大量的对于红色叙事的谈论中都使用了“史诗”、“革命史诗”、“史诗性的”等等概念，但使用者对其内涵却并不予以解释和界定。再次，从叙述的外壳来看，革命叙事中所借用的叙述套路与中国传统的“讲史小说”又有相似之处，是一种中西兼有的“奇怪的混合体”。
因此，这里倾向于将革命文学中的含混和特殊的史诗特征称为“类史诗性”，以区别于古代经典的史诗作品、近代以后西方和外国小说史上那些典范的“史诗性作品”。它所涵盖的是当代中国作家为编制革命者的英雄人物世系，创造“社会革命”、“历史变迁”、“沧桑巨变”的神话叙述，编纂“胜利”、“牺牲”、“祭奠”等革命神话所需要的壮美场景与美学符号。从内里看，这些作品所采取的基本修辞与方法，同古代史诗之间并无根本分歧，只是用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理解方式与观点方法，强制性地替换了古代与近代史诗中关于历史、英雄、悲剧与价值的认识。其特点大致有如下几个：首先是指作品的美学风格具有特别宏大和壮美的特点，注重场景和英雄人物的刻写，以及在叙述上的格局显得开阔恢弘的特征；其次是指小说历史线索的系统性和“时间长度”等特点，必须完整地书写出革命历史的阶段性与整体性轨迹，书写出革命英雄人物的成长历史、完整的人物谱系；再次，要通过人物的部分的牺牲或挫折，来烘托和造成一定的悲剧气氛，通过阶段性挫折来建立曲折和失败的情境，并最终通过“党的领导的正确”，来实现最终胜利或展示胜利前景，由此形成历史的完整性与美学意义。笔者愿意把这样一种美学范畴称为“革命的壮剧美学”，因为它既不是一般的悲剧，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喜剧或正剧，而是一种前无古人的独有的“壮美之剧”。
当代中国最早被称为“史诗”作品的，应该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小说出版于1954年，是建国后较早出现的战争题材的长篇之一。冯雪峰曾称赞说，“……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英雄史诗的，这还是第一部”。小说取材于1947年3月至9月的延安保卫战。彼时，蒋介石调集了30万兵力进攻延安和陕北，出于力量对比的悬殊，中共决定撤出延安，以运动战方式与其周旋，以消灭其有生力量为目的，最终收复延安。小说以这一过程中的青化砭伏击战、蟠龙镇攻坚战、长城线上的运动战和沙家店歼灭战等战役为线索，正面构造了战争的宏大场景。一方面，这种战争场景在当代文学中无疑是无先例的，场面的宏大首先构成了其类似史诗的景观。另一方面，英雄人物众多是《保卫延安》“史诗性”的另，一体现形式。虽然对于其中到底什么是“英雄史诗”的美学要素，冯雪峰并没有追根溯源，但如果追寻其原型，我们还是可以参照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宏大场景和众多英雄人物是其最主要的因素。《保卫延安》中从高级将领到基层指挥员、从普通战士到根据地的支前模范都有涉猎。其中连长周大勇是小说叙事线索的核心，其次还有战士王老虎、马全有，旅长陈兴允，团参谋长卫毅，政工干部李诚等。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完美和高大的，不存在“成长”的过程。此外还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彭德怀的形象，小说既刻意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一面，也竭力展现了他作为普通人和蔼纯朴、平易近人的一面。这也算是一种尝试，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写入“小说”，这一叙事策略模糊了虚构和历史真实之间的界限。
《红岩》在1961年出版后同样获得了“史诗”的称誉。《红岩》是一部在“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经由体制介入、集体加工而产生的作品。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曾是事件的亲历者，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对被收监的共产党人的集体屠杀事件中的幸存者。最初，他们的工作是从调查和整理幸存者与死难者的材料开始的。1956年底，他们出版了以这些材料写成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随后在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建议和中共重庆市委的具体领导帮助下，他们开始在回忆录的基础上加工改写为长篇小说。从这点看，《红岩》是典型的“革命文艺生产”之作，在思想主题方面的定位，是要写一部革命者的英雄史书，一部共产主义思想的教科书。但要从纪实文体转换为虚构性文体，使之更具有艺术含量和美学属性，还要把散见的人物与事件统合起来，这首先就涉及到结构问题。因为没有太大的时间长度，所以其结构宽度主要依赖空间展开，在结构方式上，小说便采用了非常传统的形式——类似《水浒传》的“折扇式”或者“串珠式”的结构法，以人物刻画为核心，通过事件与空间场景的转换，来转移人物描写的单元，最终形成了中国式“英雄群像”的形式。比如开篇因为甫志高的被捕叛变，引出成岗、许云峰、江姐的被捕；围绕沙坪书店和修配厂，把重庆大学的学生运动、《挺进报》、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联系起来；又通过刘思杨把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场景连接起来，使小说结构为一个整体。这应该非常值得探讨，其实小说的魅力也主要是来自这方面，最新的主题却使用了“陈旧”的结构与描写方法。另外，对有的人物形象的刻画也使用了“传奇式”的方式，比如“双枪老太婆”、隐藏于监狱中假扮“疯子”的华子良，这两个人物的描写显然与其他人物的塑造方法不同，是富有“传奇”意味的。
还有小说的内容和环境本身，也构成了叙述的特色——狱中的场景，环境的阴森可怖，地下斗争氛围的紧张激烈，妖魔化和脸谱化的特务面孔，充满死亡危险和酷刑折磨的场景……这些对于读者来说，都是特殊的阅读经验。这种特殊的经验实际上成为小说最隐秘的魅力所在，小说之所以在出版最初的两年中就创下了愈400万册的发行记录，应该是这种“传奇性”美学属性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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