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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史诗”·“类成长”·“类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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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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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刻画了众多的英雄式人物，较丰满的有许云峰、江姐、齐晓轩、刘思扬、成岗等。表面上看，作者是将这些人物当作完美高大的共产党人的理想化身来塑造的，其品质和性格是概念化的，但另一方面他们身上的牺牲精神与坚韧气质，对和平年代里人们的想象极限是一种挑战，对普通人的精神产生着激励和升华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远超过那些战争场景的描写，因为那些作品往往见事不见人，胜利来得太容易，牺牲本身显得微不足道。而《红岩》则更多地是描写了直接面对死亡与酷刑的意志超长者，他们的血肉之躯不断遭受残害，这在一定意义上加强了思想和美学深度，催人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尽管小说整体上松散和粗糙，但内容的特殊性，人物活动背景的特异性，刑罚描写的残酷性、最后结局的惨烈程度，都成为吸引读者的因素。
显然，《红岩》创造了“革命史诗”所特有的“壮美”气质：牺牲、酷刑、地下的斗智斗勇、最后的大悲剧，都使它成为了革命历史叙事中罕见的例证。但作者最后用曙光和胜利的色调，成功地调和了死亡带来的悲剧与灰暗气息，创造了比较典型的“革命美学”所特有的壮美诗意。
按照“史诗性”的标准，也许最符合“红色史诗叙事”特点的小说，应该是梁斌的《红旗谱》。时间和空间、传奇和写实要素在这部小说中都同时被凸显出来了。首先它具备合理和充分的“史的长度”，其类似西方与苏联文学的“三部曲式结构”，分别对应着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农民的自发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以及日本入侵中国、民族危机爆发这样几个时期。这样的安排使小说叙事变成了政治叙事的别一表现形式和其中的一部分。正如作者所言，因为他“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党自从诞生以来……领导我们在各个时期贯彻了阶级斗争，领导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他要将这样一个过程“深刻地反映”出来，必然要遵照上述时间区划，使之成为自己的结构、修辞与美学的权威参照尺度。与之相应的是其“党史结构模型”，尽管此前梁斌他曾反复以30年代河北高蠡发生的农民暴动为题材，写过两个短篇小说《夜之交流》(1935)和《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1942)、一个中篇小说(与前者同名，1942)和一个剧本《千里堤》(1942)，其中的主要人物朱老忠也已基本成形。但因为没有认真按照“各个时期之间的逻辑”来描述，这种身历事件的“真实性”并不构成具有“史诗性”的理由。能够构成“史诗特征”的，是因为它是一个按照毛泽东的土地革命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对中国现代发生的农民革命进行的系统、完整和有“历史逻辑”的叙述。第一代农民以朱老巩为代表，他是凭着个人的耿直和侠义来维护公道，同霸占穷人土地的地主冯老兰作斗争。但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是农民的“自发反抗”。他被诡计多端的地主骗过，当场气绝身亡，之后女儿遭凌辱自尽，儿子被迫逃亡关东。这样的结果十分符合农民自发反抗的逻辑；第二代是朱老巩的儿子朱老忠，他在闯关东历经数十年的江湖闯荡之后，一心要回到家乡复仇。因为经多见广，他比父辈聪明了许多，知道不能光靠力气蛮干，需要团结穷苦兄弟，寻找时机，所以“出水才看两腿泥”成了他的信念。但他所期望的可借助的力量与机会一直没有出现，只能一再隐忍。这也符合农民的复仇逻辑。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党派来从事地下工作的县委书记贾湘农，这个历史才被终结，是贾湘农为他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在贾的领导下，他参与策动了“反割头税”的斗争，并第一次取得了真正的胜利。这样，他结束了自己自发反抗的历史，开始成长为自觉的阶级战士，从此他进入了革命者的成长逻辑；第三代革命者有朱家的大贵、二贵，严家的运涛、江涛，其中江涛是中心人物，也是以作者自己为原型来刻画的，他就读保定二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与组织了学潮，但因为他还年轻，所以还在“成长”过程中。最后学潮暂时受到挫折，朱老忠将另一个学生领袖张嘉庆接回锁井镇，要在农村发动群众，准备建立革命武装。用朱老忠的话说，这叫“放虎归山”，由此预示着冀中平原上将要掀起新的革命风暴。这一时期，小说的主角已经换成了年轻一代，人物活动空间也由农村换到了城市和学校，从结构上看是出现了不够统一的问题，但出于政治的需要，要体现中国革命在乡村的历史进程，必须这样安排。小说中第二代农民形象朱老忠构成了革命的基本主体。这也是对毛泽东“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理论的一个形象解释。出于这样一个宗旨，朱老忠这一人物也有了“成长”属性。首先，在早期他即具有一般农民都有的特点：勤劳、善良、忠直、勇敢，苦大仇深——这都是常态的理解，关键在于，他又比一般的农民更有见识，几十年的闯荡使他深知这个世界的不公和个人反抗的无力。这个阅历使他一出现就具有非同寻常的传奇色彩，有了传统小说中那种英雄人物的某些特征——诸如侠义豪爽、豁达自信、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有江湖闻名的感召力等等。但很快作者的笔法转入了“现实主义”的描写，这些性格和经历渐渐被化为了模糊的背景。他的成长性开始凸现：当大贵被抓丁，全家人心情沉重之时，他却从另一角度考虑问题，认为这也许会是将来的一条出路。他还关心其他的穷苦兄弟，在穷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但这一切都不能构成斗争胜利的充分条件。只有遇见了贾湘农之后，才算找到了方向。这样他就进入了性格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但在这之后，作者对他的形象描写也越来越显得无力了。很明显，朱老忠这个人物的塑造的确有成功之处，因为在当代大量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真正立得住的农民形象，朱老忠相比之下已是比较丰满。但在这个人物身上，民间传奇英雄的“完成性性格”被压抑了，作者夸张了他身上的阶级性，并且拔高了他，使他接近于一个“无产阶级英雄”的性格素质。这样前后就有了一些实际上的矛盾，因为“传奇人物”一般来说性格是“无成长”的，但后期的朱老忠却必须要有一个思想和性格的拔高，要严格遵循革命者的成长规律，所以难免有人为造作的痕迹。
另一部长篇《红日》与《保卫延安》近似，也采取了宏大的结构与全景式的描写，因而通常也被认为具备了“史诗”的性质。全景式的战争场面描写，是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的主要特点。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史诗性要素”，诸如“宏大叙事”、时间长度、场景宽度、英雄群像、传奇性格、人物命运、悲剧乃至壮剧品格等等，都是基本具备的，差别只不过在于主题，古代史诗和西方近代以前的史诗性叙事是以人性、命运、历史意志等等比较“纯粹”的主旨为叙述内容的，而中国当代的红色历史叙述则是以构造革命神话为使命的，所以也就谈不上前者的“纯粹”和永恒意义，在品质上只具有“类”的属性，此外，艺术上的粗糙和幼稚则是致命病。
二、类传奇叙事
革命文学虽被过分强调了“全新”的性质，但它在红色意识形态主题的装扮下，仍包藏了大量旧的叙事模型、结构形式和小说要素。比如中国古代的“奇书”叙事传统，其类型化的夸张的人物，其对情节曲折性和戏剧化的追求，甚至其章回体的形式，都得以在大量的革命小说中保留。这些保留下来的东西，有的属于自觉的，更多的则属于无意识的产物。
中国传统小说常用超越于世俗常规和世俗伦理的传奇事件、传奇人物来构想世俗生活中所不能的景观。所以六朝时代的小说叫做“志怪”，唐人所做的小说叫做“传奇”，明代出现的长篇叙事也并不叫“长篇小说”，而叫做“奇书”。只是现代以来，自梁启超始，把小说当作了“改良群治”和“新民”工具，小说的社会认识、思想启蒙功能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五四”以后现代中国的长篇叙事，大都采用了西方近代以来小说模式，而对中国传统的奇书叙事的要素，则几乎逐一清除干净。延安文艺兴起后，传统和民间的东西曾被重新视为应该汲取的资源，但从实际的创作看，20世纪40－60年代的小说与中国传统叙事的美学本质却是不相容的，像《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都是讲述了类似“由盛而衰”、“由聚到散”、“由色到空”的悲剧故事，特别是集大成者《红楼梦》，更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叙事，其思想与哲学深度、其美学意境都因这种悲剧而获得。而当代的“类传奇小说”，虽说在形式上与上述传统有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却是以“胜利”和“成长”为主题的喜剧性和壮剧性的叙事。
所以，当代中国革命叙事中的“传奇资源”还应该到西方文学中去找寻。巴赫金在研究古希腊的小说叙事时，曾注意到了其中刻意含糊其辞的时间概念：“主人公们是在适于婚嫁的年岁在小说开头邂逅的；他们又同样是在这个适于婚嫁的年岁，依然是那么年轻漂亮，在小说结尾结成了夫妻。他们经过难以数计的奇遇的这一段时间，在小说里是没有计算的。”他把这种时间的修辞法叫做“传奇时间”。巴赫金在分析传奇叙事特征的同时，无疑也揭示了小说叙事中的一个重大奥秘，但他并没有进而指出，正是这种时间修辞，决定了小说的美学属性——传奇性和喜剧性。同时也因为这样的修辞特点，传奇叙事中的人物也就不具备“成长”性，而是典型的完成性和类型化的人物。还有一点，这种结构方式和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才子佳人叙事也非常接近，从后花园一见钟情，到“小人拨乱”，再到离散蹉跎，最后是由大人物主持，终成眷属。两者的分歧仅在于，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是由于“小人拨乱”，希腊传奇小说则是因为“风暴”导致的迷航。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解放区文艺”时代，具有“类传奇性”的小说就已陆续出现了，像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都运用了传统的章回体形式。这些作品在人物描写上基本采用了中国传统“讲史”和“侠义”小说的描写手法，是比较典型的“扁形人物”，但也正因为这一点，它和革命文艺的要求有不合拍处，所以大都评价不高。至20世纪50年代，又出现了一批具有典型“类传奇性”的长篇小说，如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954)、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刘流的《烈火金刚》(1958)、冯至的《敌后武工队》(1958)、赵树理的《灵泉洞》(1958)等。这些作品首先是因为其革命历史主题而获得了合法性，其次是因为特别受读者欢迎而难以怪罪，所以历来也基本得到肯定。只是其套路与中国传统小说太过于接近，也致使其很难获得主流地位，在各类文学史上都没有获得真正的核心地位。
从作品本身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来看，《林海雪原》无疑是其中最成功的一部，据说这部小说迄今已经发行了450万册。作者曲波身历过东北林区的剿匪战斗，有真实的经验积累，但本身却只有小学文化，自称“文字水平很低”，但他却写出了一部极畅销的小说，这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除了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影响之外，主要一方面得益于其叙事上典型的“类传奇性”。首先，是内容。关于“土匪”、“匪类”生活的想象，激发着人们的阅读趣味，恶魔式的嘴脸、妖魔化的外形、淫荡或是杀人不眨眼的匪类做派，以及如何被被剿灭和铲除，这些都是小说最深层的叙述动力和阅读需求。因此小说先天地便具有了神秘感与浪漫气息。其次，这是具有传奇性的特殊战争，靠的是乔装改扮、“卧底”匪巢、雪地追踪、长途奔袭等等特殊的谋略和手段，这种特殊的战争形式本身也产生着极大的吸引力。再次，是人物的传奇性。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都被赋予了常人身上罕见的素质：少剑波，作为小分队的指挥者，“二零三首长”，以刚23岁的年龄、超人的智慧与老练、坚韧的意志品质，谋划了“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千里草甸大周旋”、“决胜四方台”等一场场神奇的战斗；杨子荣，可谓是真正的孤胆英雄，只身闯入虎穴，假扮土匪探得威虎山的情报，甚至在逃脱的惯匪栾平认出了他的身份并予以揭穿的危情下，竟沉着冷静，依靠舌战，硬是以其“语言强势”战胜了栾平，并当着众多土匪将其击毙；刘勋苍，力大无比，粗鲁中又带着憨厚与质朴，但在冰天雪地中猛擒土匪刁占一时，就像老鹰捉小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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