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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史诗”·“类成长”·“类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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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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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对余永泽其实并不满意，因为小说强调了他的长相是比较“黑瘦”，而且是长了一双“小眼睛”，只因为在特殊的不利条件下才屈就余永泽。其实，在与余分手之后，林道静很快就遇到了另一个英俊青年卢嘉川，并闪电般地爱上了他。因为他与余永泽不同，余讲的是一套个人主义的“小资话语”，而卢则是讲一套关于抗日的宏伟的“国家话语”；余身上只有才子气，而卢身上则洋溢着英雄气；余长得差强人意，而卢则非常符合林道静对“白马王子”的想象……按照林道静富有挑战性和冒险精神的性格，显然更适合于她的是卢而不是余。所以，林道静回到北京后，很快就在与余同居的同时，找到了卢嘉川，并且执著地向他寻求“革命道理”，而卢则压抑着对林道静的个人感情，乐此不疲地向她传授这些道理。这样在余永泽、卢嘉川和林道静三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类似于“三角”或者“出轨”式的爱情模式，这在革命年代无疑是充满了隐秘心理刺激的内容。之后，林道静开始加速寻找与余永泽分道扬镳的理由，先是在对待老佃户魏三的问题上设置了两人之间“阶级感情”的差异，然后是林道静在梦中出现了余永泽“见死不救”的情景，这样她记忆中余曾在危难时刻救助过她的一幕，也被“修改”了，她对背弃余已没有什么负罪感。就在这时，卢嘉川因为躲避特务的追踪而来到林道静家，恰被余永泽挡在了门外而遭到了逮捕。这样，林道静终于找到了直接的理由，与余一刀两断。很显然，这个过程是一个“英雄美人”打败了“才子佳人”的过程，因为前者看起来更容易“改装”为一个革命叙事，而后者却很难。
随后，小说又写了林道静与另一个革命青年江华之间的爱情。大致可以看做是与卢的爱情的替代和延伸。这段描写相对比较乏味，因为江华作为北大学生的知识分子身份被淡化了，而作为党的成熟而坚定的领导者身份则得到了强化，所以总体上，这个人物显得没有生气和活力。而且他接近和拥有林道静的那段描写，还有“利用工作之便”之嫌，当他提出与林道静的关系可不可以“比同志关系更进一步”的时候，林道静的回答也显得无奈和勉强：“可以，老江，我很喜欢你……”这种描写的趋于乏味，除了因为越来越政治化，同时也是因为叙事越来越远离了传统叙事模型的内在美学支撑。
三场爱情戏，构成了《青春之歌》叙事结构的主干。不难看出，小说实际上是把一个“小资叙事”、一个带有“自传性的个人叙事”、一个常态的“人性叙事”经过悉心改装，将之变成了一个“革命叙事”。同时，在它表面的政治色彩下面，实际是“很旧很俗的东西，但这却是小说真正具有原始的叙述动力和阅读魅力的基本原因”。作为一个常态的叙事，它包裹的，实际上是一个不安分于现实和命运的知识女性在情感生活上的一段追求、波折和遭遇。这段故事又和“五四”文学中的“娜拉出走”的启蒙主题有近似之处，只是它用革命意识形态的观念，回答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
另外，在《青春之歌》中，也可以看到其他的叙事类型的痕迹：比如，这是一个近似“女性主义”的叙事，小说以女性为核心的结构，以“一个女人与多个男性之间的悲欢离合”故事为线索，书写了她的一段情感轨迹与心灵历程，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叙事的压制，它自然会形成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但因为小说又强调了她“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强调了这一成长过程中党的指引作用，而作为“党的化身”的人物又主要是男性，所以它的女性主义色彩就被淡化了。
《青春之歌》与别的红色叙事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在于，它不但内部有丰富的“隐形结构”，而且还成功地在其中掩藏了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叙事”的若干主题：女性主义的、“娜拉出走”的主题，知识分子自愿接受磨难、为改造社会而斗争的启蒙主义主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主题，个人私密感情的主题，甚至另类的“出轨”爱情体验的主题等等。这些都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和底蕴，使之成为当代文学中罕见的一个复杂多重的叙事现象，成为长久以来常读常新的一个奇特的文本。
但即使作者杨沫煞费苦心地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进行了改装，它出版后，还是遭到了尖锐的批评，比如有文章说，“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林道静这一人物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允地说，如果这个批评不带“打棍子”的意识形态色彩，倒是准确的。也有不少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如何其芳、巴人、茅盾、袁鹰等出来肯定这部小说。但当时的压力却使得作者不得不考虑重新修改，以使这个人物的成长看起来更“可信”，于是1959年杨沫对小说进行修改增补，1960年修改本出版，新加了林道静在深泽县与工农结合的七章和参加领导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作者自称意图在于“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要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但实在说，这些修改对小说原作的性质并没有起到什么的作用，只徒然增加了小说的长度。
欧阳山的《三家巷》是另一个例子。这部小说是作者所构造的宏伟的“五部曲”《一代风流》中的第1部。第2卷《苦斗》出版于1962年，后3卷《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陆续至1985年出齐。1997年作者将全书删改后，总名定为《三家巷》，分为4卷。由于后几卷笔力衰退，所以文学史上大都只论及前两卷。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在当代文学中也堪称独特，它是描写了城市背景下，小手工业者家庭出身的、与城市资产阶级生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青年周炳的个人成长道路。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和相应的生活内容，必然也面临着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为背景，作为现代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在20年代经历了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广州起义等重大事变，可谓风云际会，作者从这些事件的侧面，营造出主人公成长的一个富有“时代氛围”的环境。同时又在三个不同阶层、却盘根错节千丝万缕地联系着的家庭之间来展开故事，这样就注定了主人公“精神成长”之途的漫长和艰难。“三家巷”表面上融为一体的伦理关系，使周炳虽处底层，却自幼体会到了一种近乎资产阶级的生活，他难免不沾染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多愁善感、性格游移、刚直勇敢又软弱无力，诚实质朴又不无虚荣。然而家境的清贫，终于使他知道了人生的分野，为了生计，他体验过各种地位低下的角色，铁匠铺的学徒、草药铺的伙计甚至还当过地主家的“看牛娣”，这些经历使他本能地充满了反抗精神。当反帝罢工运动爆发时，他愤而加入了游行行列，但区桃的惨死又使他伤恸欲绝，几乎心灰意冷；当革命风潮再度来临时，他又幻想胜利的速成。按照作者的理解，这时他总体上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尚未分清敌友。当国民党开始镇压共产党、抛弃罢工群众时，他才明白，他和投机革命的陈文雄、何守仁是不一样的，他坚信“共产党是真革命的”，而“国民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不过，这时因为他和陈文婷的恋爱关系的发展，还同原来的那个伦理化的社交圈子保持着联系。随后，他的革命立场开始随着国共两党的分裂而变得鲜明起来，在陈家的客厅里，他终于和陈文雄、何守仁发生了关于“省港大罢工是失败还是成功的”争吵，并且宣布与之绝交。之后，他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表现至为勇敢，开始迅速地朝着一个共产主义者急速前进。但是这条道路永远不是笔直的，起义失败，他又重新陷入苦闷。这个过程会在漫长的时间进程中一直延续下去，以此来证明“知识分子必须在革命中不断改造自身”的命题。
相比之下，工农形象的成长要容易处理得多，朱老忠的描写中即便有不统一处，也很难被那时的批评家所注意。但不管怎样，在17年的文学环境下，“成长模式”毕竟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叙事提供了惟一合法的写作途径。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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