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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史诗”·“类成长”·“类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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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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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一样手到擒来；栾超家，幽默快活，善于攀缘，具有飞跃山涧林海的神奇本领；孙达得，极富耐力，善于长途跋涉，传递情报……这些人物像《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的许多传奇人物一样，具有异乎寻常的禀赋和类型化的性格，满足着读者对英雄侠客的想象。 “类传奇性”还表现在对政治主题的“道德化处置”上。通常革命历史叙事都会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设置一个道德分界线，但这部小说因为其反面人物特定的“匪类”性质，“道德脸谱化”处理就显得自然和得体。反面人物不但凶残狡诈、相互倾轧，还有着为人伦所不齿的恶德，关于妖道的奸邪和蝴蝶迷的淫乱描写，显然都近乎于传统“神魔小说”中的“妖魔化”手法。另外，他们还讲着一套“土匪话语”，这是一套另行编码的语言系统，“黑话”使小说在语言的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个传奇语意场。还有叙事的结构和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也体现了传奇性叙事的特征。小说大致描写了四场大的战斗，“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千里草甸大周旋”、“决战四方台”。四场战斗虽然形式内容各异，但归根结底又有着重复的结构性元素与叙述程式：定计谋，侦敌情，发动群众，雪夜行军，神兵天降，全歼敌人，庆祝胜利，欢歌笑语；到最后，主人公各有升迁和归宿，有情人也终成眷属。这样的写法，同《西游记》、《水浒传》以及许多中国古代的传奇性小说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这些故事可以一直重复展开和描写下去，只要篇幅允许和作者愿意。这是典型的传奇式的结构与叙述方式：人物性格是定型的，没有“成长”；情节是大同小异的，只有具体内容的变化，叙述方式和套路则是既定和重复的；结局总是可以预知的，尽管始终处在惊险和紧张中，胜利永远是属于主人公的；每段传奇故事都可以相对独立，但总体上又很容易统一起来。
在对中西传奇性叙事资源的吸取方面，在《林海雪原》中显然是中国传统占了上风，曲波自述，“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名著，其中人物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曾深深地教育了我……但叫我讲给别人听，我只能讲个大概，讲个精神，或者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可是叫我讲《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我就可以像说评书一样地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还可以背诵”。显然，是上述中国传统的小说艺术手法给了作者更多营养。小说中十分经典的“才子佳人”和“英雄美人”老套路的变形运用，也证明了这一点。少剑波和女军医白茹的爱情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也是书中不可缺少的色彩之笔，但这场爱情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以及过程的描写，却是很落“俗套”的：少剑波年轻英俊，才华过人，是整个战争的首要决胜因素。这个定位本身不但按照革命意识形态、即使按照常理也有问题，剑波不过23岁，就已到了团参谋长职位，而杨子荣已经41岁，且身经百战，智勇双全，才是一个排长。这显然有些勉强，他们惟一的差别是，作者强调了杨子荣“没有读过书”，而少剑波则不但读过书，而且会“作诗”，白茹之所以爱上他，就是因为他指挥了奇袭奶头山战斗，在胜利之后写了一首“诗”，读了这首实则很粗糙浅陋的“诗”之后，少女的“赤纯的心”才“第一次泛起爱情的浪花”，爱上了这个“英勇俊俏、多才多谋的少剑波”。之后小说又不厌其烦地描写了白茹的主动示爱，少剑波的理智克制，中间再加上他的一些“柔肠”之笔，最后是在团首长出面“挑明”下，两人的关系终于获得了合法性。这个富有男权色彩的描写，暗合了读者的传统阅读心理，在革命叙事的外衣装裹之下，重新搭建了一个“才子(英雄)佳人”的古老叙事。这里如果我们对比巴赫金所分析的希腊小说，就会发现其男女情爱描写可以说非常近似，惟一的不同是，阻挠他们爱情的不只是“风暴”，还有战争本身的残酷环境。
另外两部具有典范的传奇特征的长篇，是抗日题材的小说《烈火金刚》和《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刚》是一部用评书形式写成的长篇，也是一部在叙事特征上看起来最像中国传统叙事的小说，其中甚至保留了说书人的角色和口吻，章回之间还留有“包袱”和“诗曰”等形式，在民间和读者中也流传很广。但奇怪的是，这部小说一直没有在当代文学史中赢得任何地位，甚至大部分文学史都不曾提及。实际上，它应该是当代小说创作中一个吸取传统因素的成功例证，不过是因为它没有太多地插入意识形态的说教，而只是用力于抗日故事的讲述和传奇英雄人物的描画，显得“主题不够高、思想深度不够大”罢了，但今天看来这正是它的独到和有价值之处。它的通俗性恰恰使它葆有了中国式小说的特性与魅力——至少也使它的概念化和政治化内容被消解到了最低的程度。
《烈火金刚》最显著的特点是传奇人物的描写，它所塑造的一系列抗日英雄，因为具备了典范的传奇性而有了生命力。首先它突出了人物的类型化特征，致使其性格非常鲜明。正面人物中如史更新的高大勇武，机智善战，如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有“万夫不挡之勇”的英雄人物一般。他一开篇即以身负重伤之躯，“白手夺枪”，勇斗日军“猪头小队长”，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另一个传奇人物肖飞，作为八路军侦察员，其只身闯入虎穴、前往戒备森严的县城“买药”的故事，甚至可以作为“口头文学”样式在民间长久流传。另一个八路军武工队员丁尚武，是一个小眼睛且脸上长满了“麻子”的丑陋男人，但这并不妨碍他有过人的武艺和超常的勇敢，他甚至还有骄傲和孤芳自赏的毛病，有恋爱的冲动，在幻想与八路军女军医林丽的爱情时，还自言自语“自古美人爱英雄……”之类。这些按理都是“严肃的革命叙事”中所不能见容的东西，但在从日本鬼子的兽欲魔爪下“三勇士智救五十二姐妹”一回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光彩照人的形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烈火金刚》还回避了此类小说中通常必须要塑造的“首长”形象，主要是描画了一群“孤胆英雄”的群像，这表明传统和民间的隐形艺术因素与传奇美学，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上述容易出现的毛病。虽然在上个时代并不存在一个“商业化的动机”，但它确实在客观上最大限度地消解了小说的政治化色彩，最大限度地放大了小说的消费功能，这也应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值得认真给予评价和肯定。
《铁道游击队》的传奇特征也同样主要表现在叙事方式和人物刻画上。首先，在叙事方面借鉴了《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与话本小说的“历险——串联”的讲述方式，通过一个个比较戏剧性的或惊险刺激的单元性故事的连缀，来结构小说的情节，扒火车、搞机枪、端炮楼、炸桥梁，这些与古代小说中的绿林匪盗行为如出一辙的故事，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构架。如果剥去抗战主题，几乎就是一个民间世界的绿林侠客打家劫舍的传奇，因为所有这些情节和场景都有极大的“娱乐性”，是背负了合法理由的打劫游戏。其次，在人物性格特征上，小说也尤其喜欢按照中国传统小说的塑造模式来设计，性如烈火的鲁汉、机智勇猛的林忠，看上去简直就是对鲁智深、林冲的模仿；刘洪、王强，除了他们作为革命者的果敢与智慧，与民间英雄人物也没有两样，爱喝酒、重情谊、好冲动、喜欢打抱不平的性格，都成为他们为工农兵读者所喜欢的理由。
总体看，“类传奇”叙事是当代中国红色历史叙事中最靠近市场、靠近民间、最靠近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一类，离主流政治也最远，它们在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时代经过巧妙的改装，成功地转型为革命叙事的一部分，也应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三、类成长小说
“成长小说”这一概念最初为俄国理论家巴赫金所提出。从史诗叙事的角度看，它和《奥德修记》式的历险叙事应该同属一种原型，时间成为结构的要素，空间移动是在时间中完成的，其中构成的“命运的悬念”成为叙事的推动力。但在启蒙主义和“进化论”思想出现之前，无论时空任何变换，人物的性格基本不存在“成长”的概念。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类型也基本都是“完成型”的，是福斯特所说的“扁平型人物”，不存在“成长”逻辑。但革命历史小说修改了上述纯粹的时空关系，使时间的绵延具有了伦理性——革命者在历险过程中有了“成长”和“进步”。这与巴赫金所说的“成长小说”在叙述类型上是一致的，都是“进化论”思想的产物。很明显，“成长主题”是为了凸显“党的作用”，因为只有当小说主人公处于成长过程之中时，这种作用才能得以体现，关于“历史进步”的叙述才有了证据。换言之，没有“历史的发展”就不会有“人物的成长”，历史的发展是人物成长的推动力，而历史的发展是由党来组织和代表的。所以只有描写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才能符合政治上的要求，解释出历史的规律和真实。革命叙事中以某一主人公的成长为主题的作品，大都不外乎这样一个模式。
但还有另一个问题，革命叙事又是比较避讳“个人主题”的，要避免个人中心、夸大个人作用，所以，尽管大部分红色叙事中的人物都具有“成长性”，但是真正典型和纯粹的“成长小说”，却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部：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可谓是有代表性的三部。另外，梁斌的《红旗谱》也基本符合，但因为其更强调“史诗性”，所以我们就将其放到了“类史诗叙事”中来分析，其余像《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也有一定成长性。
如果要选择一部最成功的“成长小说”，无疑应首推《青春之歌》。因为它按照既成的当代政治观念，形象地书写了一个青年知识女性的精神成长的历程。写知识分子的成长主题，一方面会提高关于知识分子的叙事的合法性，同时又可以突出党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一般的说法是，知识分子由于其阶级属性的先天的“软弱”和“不足”，比较容易摇摆，必须要接受党的领导、工农群众的再教育，经过长期锻炼，才能有所作为。所以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来讲述故事，首先就面临着如何解决合法性的问题。《青春之歌》的定位是准确的，因而获得了承认。按照巴赫金的说法，它既是“自传型”的，又是“在历史中成长型”的，同时又不无“训喻”意味，几种因素混合得相当成功。
我们先从通常的意识形态角度看，小说所试图要表现的主题是这样的：它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间的社会政治风云为背景，通过林道静的成长道路，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同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崇高事业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正确的出路，从而真正实现个人的价值。一曲“青春之歌”，就是把个人的一切投入到民族和阶级的事业之中的歌。主人公的“成长”表现在：她的原始动机本来只是追求个人的幸福，与许多“五四”青年一样，最初不过是一个反抗旧婚姻的个性自由主义者，但随着这一过程的加深，她渐渐发现个人化的幸福幻想是行不通的。于是她开始接触共产党人，并且先后接受了卢嘉川、林红、江华等人的指引和教育。经过监狱生活的考验，她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后，党又把她派往农村，在那里她又接受了工农群众的再教育，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最后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并成功地领导了北大的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这样一个过程，是典型的“与历史一同进步”、与时代一并前行的成长过程。但上述解释又未免简单和表层。实际上，《青春之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在红色意识形态的装裹下，成功地包藏了各种不同的传统叙事因素，是这些因素极大地满足了那个年代读者的无意识的心理期待。首先，这是一个“才子佳人”的老套路：林道静一出场就带着浓郁的“小资”女性的浪漫气息，刚刚年届17，身着一袭洁白的连衣裙，背着一堆乐器，这样一场“出走”堪称是奢华的。此时她刚考取了大学，但继母要将她当作私有财产攀结权贵，一直羡慕表哥张文清式的自由恋爱的她，便选择了“出走”。但不料来到北戴河时，表哥已被杨庄小学除名，林道静因此陷入校长余敬塘的圈套，余也想拿她来作为礼物向县长邀宠。林道静绝望之下欲投海殉身，年轻的北大学生余永泽出于对她的倾慕，帮她度过难关，并因为背诵了一首海涅的爱情诗而俘获了这少女的芳心。两人在车站分手的时候已缠绵悱恻。林对余的印象是：“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余对林的想法则是：“含羞草一样的美妙少女，得到她该是多么幸福啊!”如果小说到此结束的话，很明显是一个典型的老式“才子佳人”叙事。
接下来小说又开始讲了另一个“英雄美人”的故事：林道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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