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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生命关注与文本实践——以西川《秋天十四行》为个案

时间:2009-8-8 16:54:18  来源:不详
把什么承当。”以柔弱的生命之躯,反抗着凌辱和压迫,承受着疾病和饥荒……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诗给人非现实和梦幻的假象,似乎诗与我们在其中十分亲切熟稔的触手可及的喧嚣现实是相对立的,实则不然。相反,诗人所道说的和采纳的,乃是现实的东西。”(10)仰望星月,扪心问天。在这纷乱而苦难的世界上,又有何人能逃避具体的现实存在而存在呢?
通观全诗,诗人将其全部的思想感情放置于特定的客观时空节令中。感物伤情,率意发挥;扇动想象的翅膀,应和自然的律动。唱出了一曲低徊缠绵,哀而不伤的生命轻歌:那成熟温暖,并不残暴的秋天;那天飞鸟落,果密叶孤的秋天;那人灭星添,灯幻日幻的秋天;那地阔风劲,行路艰难的秋天;那泪流满面,房屋低矮的秋天;那屋连一片,寂静承当的秋天。当我们倾心细品诗歌意蕴时,哪一颗字词,哪一组意象,不浸润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审美积淀;哪一缕思绪,哪一缕哀怨,不隐含着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泪斑。拟人、比喻、错位、变形、互文、暗示、隐喻、象征等多种手法集中运用,铸成了能指符号的群舞,生发出诗意的光华。“希望着,绝望着,始终没有疲倦的时候。”但丁的这句话成了这诗对生命感悟的最好注释。全诗的感伤情调成就了诗的思想意蕴的真正上品。“对文学艺术家而言,有无感伤情怀、感伤情怀的深浅便直接决定着文学艺术家所从事的是否是文学艺术创造,文学艺术创造的品级等第如何。”(11)纵观古今中外众多诗文名篇,无不浸染着浓重的感伤情怀,使人不得不在稍纵即逝的短暂快乐里,严肃地审视生命所栖息的客观实在。“诗唤起我们的想象力,并且不知不觉地在我们心中展开全部内在的意象,只有这些才会使我们紧紧地抓住实在。”(12)

           二、文本实践的理性思考
文学理论如果不与文本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对文本作具体实际的分析,仅是空对空的概念推理和逻辑思辨演绎,将使文学理论显得高蹈空泛而毫无意义,犹如幻想在宇宙星空跳舞,无论如何美妙绝伦,终于实际无益。因为文学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文本实践,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的思维娱乐和文字游戏。中国古代文论的随感式印象批评,于文学理论的深化客观上因缺乏深刻严密的逻辑思辨,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普适性衰微而显得不甚完备。但其时刻与文本实践紧密联系的优秀品质却使人有触手可感的具体;于文学创作上有着即时能用的实际。故古人虽文学理论粗浅,但在文本实践上却花费着非同寻常的心力,促成了文本的真正高格和上品。“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种字斟句酌的推敲品质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种苦行僧式的苦修精神,为文本实践树立了足以标榜千秋的典范。
古人为文作诗,贵在精炼,简短。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语不惊人死不休”。在体积上渺小得可怜。千字已属长文,百言已称大诗。但你细细拈量,却有着“浓缩铀”的沉重。这样的“浓缩铀”,一旦内能释放,则光芒万丈,摧枯拉朽,令人心惊目盲。试看现今所谓文豪诗家,为文动辄千言万语,作诗少说十行百行,在体积上确实貌若泰山般伟大,但你稍加拈量,轻飘得无外乎一堆驳杂松散的稻草,燃烧起来,火弱光暗,老鼠过路都不一定烧卷毛。这便是崇尚“快餐文化”的现代人时髦地追求瞬间快感而造就的“快感文学”。“口语”遍地开花,“口水”四野流淌。诗歌不如散文,散文不如小说的语言艺术倒置现象,只能确证当代汉语语言技巧的堕落和语言文明的倒退。这就是忽视文本实践探索而又急功近利所导致的显而易见的恶果。为文作诗,能求一、二诗文在御制纸媒上发表,促成体制肯定,略慰文心。不想百年之后让人作古董来挖掘考究,于现实生活中也合情理,似为可恕。但草率诗文,急功近利,切莫为后人笑也!
介于新诗无体,西川《秋天十四行》借用了西方十四行诗的诗歌体式,于今天的新诗创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自己没有较好的形式感,能借用别人的诗体来对诗歌创作进行相对规范,不使思绪散乱无序,可以减少盲目性。如果是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写到哪里算哪里,哪里天黑哪里歇的行动,终是一种无计划、无目的的盲动。随物附形,循规就范,让人似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感觉,但可规范意绪,少则增益,多则减削,在一定的体式规范中满足人追求均衡、稳定的完形心理需求。完形心理学研究表明:“所谓知觉并不是先感知到个别成分而注意到整体;而是先感知到整体的现象而后才注意到构成整体的诸成分。”(13)犹如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假如不能把握事物的整体或统一结构,就永远也不能创造和欣赏艺术品。”(14)艺术品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其内在结构规定着内容与形式的整体合一,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不可能有无形式的内容。正如考夫卡所说:“艺术品是作为一种结构感染人们的。这意味着它不是各组成部分的简单的集合,而是各部分互相依存的统一整体。”(15)中国的律诗绝句与西方十四行诗,都是格律严谨的诗歌体式,但中国人写律诗绝句,逾千年而不绝;西方人习十四行,数百年而不衰,都是因为规范的体式能给人以良好而完整的结构感,其独立性、对称性、均衡性、稳定性,能激发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同构,满足人对完美形式的审美心理追求。
在语言上,西川《秋天十四行》一诗将熟语与生语交织在一起,营造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氛围;将抽象与具象溶合在一起,铸成了虚实相生的空灵。就文学艺术而言,语言无论你如何看重都不为过,因为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所谓文学性就体现在语言的艺术性上,一切思想情感都需要通过语言来完成表现。“艺术作品表现一定的创作思想,体现着一定的审美意识,因此也可以说,在艺术作品中凝结着社会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这种凝结着的意识,正是通过艺术语言表达出来的。”(16)文本,只是语言的符号代码所编织成的信息系统。如德里达所说:文学其实是字符的流动。创作,是信息函纳、信息编码的过程;是话语的组织。在话语组织中作者面对浮现的众多话语必须作出选择,作出属于个体的主观判断。
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烂熟于心的熟语,因能指与所指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而让人的交流得以实现。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占多数的是熟语,正是为了完成交流的需要。熟语在交流上的易于接纳,便造成文学文本的通俗化、大众化。如《秋天十四行》一诗中:“大地上的秋天,成熟的秋天”,“然而在风中这些低矮的房屋/多么寂静,屋顶连成一片”等诗句。这类诗句,只要能熟练掌握汉语的人都有说出来的能力,其独创性较弱。但是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其语言的艺术表达往往要对日常话语进行疏远或背离,使日常话语变得陌生,变得不熟悉,这才体现一个文学艺术家真正的语言功力。俄国形式学派理论家维克多•谢洛夫斯基在1917年发表了他的论文《作为技巧的艺术》,文中开创性地指出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特异性和陌生化现象。他说:“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视觉而不同作为识别的事物的感觉;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陌生化的手法,是使形式变得模糊,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的手法,因为艺术中的感觉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应该延长。”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其《文学原理引论》一书中,在分析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中文学语言陌生化时说:“文学语言不同于其他表述形式的地方就在于,它以各种方式使普通语言‘变形’。在文学技巧的压力下,普通语言被强化、浓缩、扭曲、套叠、拖长、颠倒。语言‘变得疏远’,由于这种疏远作用,使日常生活突然显得陌生了。”(17)在《秋天十四行》一诗中,如“鸟儿坠落,天空还在飞行”,“大地上每天失踪一个人/而星星暗地里成倍增加”等诗句。这种陌生的文学话语,它是属于个人的,是具有独创性的艺术话语,是确立文学作品艺术特质高雅品格的重要标志。在文学作品中,独创性的艺术话语相对于熟语而言要少些,这是因为艺术话语生成的艰难。文学作品要有熟语的运用,也要有生语的创造,才能成就文学作品雅俗共偿的品格。过多过滥地运用熟语而无生语的创造,只能导致文本失却艺术的创造性而落入浅白、庸俗的泥沼。丧失文学作品作为艺术品所应有的生命力。
无论是应用熟语还是创造生语,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构建文学作品整体氛围和意境的特异和陌生。古往今来,写秋天的诗可以说数不胜数,但西川的《秋天十四行》以它自身的特异性成就了它的独立性,可与其他的诗文竞相争艳。就拿杜运燮的《秋》与西川的《秋天十四行》来说吧,无论是字符构成系统还是表象时空场境及思想情感氛围都是不同的,它们都以各自的特异性傲然独立于诗歌殿堂,构成了本文的陌生,确证了本文的此在。

在文学作品中,同样的语义意蕴却有着不同的艺术表达。创作就是语言的文本实现,就是字符的组织,就是信息的系统化过程。这一切必须具有属于个体的独特观察和独立体验。一个烂熟的题材在成熟的艺术家手里,可以点石成金化腐朽而为神奇。这正是文艺理论家们常说的:文学不是“写什么”的问题而是“怎么写”的问题。古往今来,叹喟“人生苦短、宇宙恒常”的诗句可谓多也,但每个诗人都各有自己独创的话语表达:在陈子昂那里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刘希夷那里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张若虚那里是“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在晏殊那里是“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如果这一切换成今天的笔者来叹喟,却又成了:“雪原深处高深得令我疲倦/我是雪原的一种深度有古人明白。”凡此种种,个体的艺术感悟和艺术表达,才能成就艺术品此在的创造性和唯一性。
诗的具象与抽象是由词的具象与抽象决定的,要弄清诗的具象与抽象,必须弄清词的具象与抽象。词是语言的构成单位,“词的主要功能是它能给予事物和现象以名称。”(18)“我们用词来代表或说明事物和现象,使之重现于我们眼前,因此,词才获得了意义,并在这个意义上同事物和现象保持着一定联系。”(19)在文学作品中,我们用词来构筑一个相对自足的话语系统,在这话语系统中,词遵循着语言艺术规律并具有与现实生活经验紧密联系的感知性。能激发艺术表象的视像效果和感触特征,这样的文本才具有文学艺术的特性,它通过意象的撞击营造意境,让人在对形象的感知中,升华出思想情感和审美意识。这就要求文学作品在话语构成中要多用一些具视像,可感触的具象词。诗歌理论家李元洛曾说:“诗的语言的具象性,不仅要表现出事物的轮廓及其动态,使得意象触手可及,呼之欲出,而且要表现出事物的色彩。”(20)在《秋天十四行》一诗中“大地”、“鸟”、“果实”、“星星”、“太阳”、“灯”、“泪水”、“房屋”等词语,都是可视可感的具有一定视觉形象的词。词本身具有概括性和模糊性,但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现实生活经验来充实,填充词中预留的空白,完成词的实指,让词变得生动、形象、准确。如诗中出现的“鸟”一词,是对各种各样飞禽的概括性统称。当我们在读到“鸟儿坠落”时,可以用现实生活经验中常见的鸟,如麻雀、乌鸦或别的一些不知名的鸟的形象去充实这一“鸟”字,实现了词的具象实指,让人有伸手可触,如在目前的形象感。
文学作品的完成,不是单由具象性词的连缀便能实现的。事理的说明,理性的抽象,是话语实现的必然。“人们在指称具体的事物和现象时,总要以词的概括性和模糊性为基础,通过具体的语言环境和语法手段,实现词的具体的实指性和准确性功能。”(21)虽然诗性语言以形象为主,但必要的逻辑推演和理性抽象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理性抽象最能体现人的主体自认,体现人超越具体事物所达到的形而上的主体彰显。这才有了曹雪芹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炼达即文章。”才有了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才有了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由此可知,不具形象感的理性抽象,是由抽象词在逻辑思维的统摄之下完成的。在《秋天十四行》一诗中,“时间”、“温暖”、“残暴”、“孤独”、“热情”等词,都不具有感触视像效果,但却是构成文本话语系统必不可少的信息符号。所以说:“文艺创作的思维过程是运动、发展、变化的,艺术形象系统的建构是多维多层次的,单靠概念、判断、推理或单靠表象、意象的浮现,都不能产生完整的文学作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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