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出现“水浒”热的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水浒传》具有惊人的艺术魅力。《水浒传》的源头为宋人说话四家中的“小说”,其语言风格基本上是纯粹的白话,描写艺术高超,结构上秩序井然,浑然一体。其次,《水浒传》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其情节、人物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反思社会的工具,勾勒出了使读者和批评家产生共识的、有关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换言之,人们从中可以得到某些启发,尤其是那些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往往能够从中发现某种当代所需要的东西,而与作品发生共鸣。如汪道昆(天都外臣)就指出,《水浒传》在叙事之外,反映的生活广阔丰富,人物描写生动细腻,特别是小说揭示了是非颠倒、愚智倒置的社会现实。[51]张凤翼《水浒传序》云:“论宋道,至徽宗,无足观矣。当时南衙北司,非京即贯,非俅即勉,……盗莫大于斯矣。宋江辈逋逃于城旦,渊薮于山泽,……建旗鼓而攻之,……斯人也,果为寇者也,御寇者也?”[52]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亦云:“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贤而尽归纳之水浒矣。”[53]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在为被压抑的人才的反抗作辩护,为是非贤愚的颠倒鸣不平。此外,人们还从《水浒传》中感受到真性情的人,他们毫不讳言自己的物质欲望,无机心,敢怒敢笑,任天而行,不计较个人得失,济困扶危等等。这些都是人们与《水浒传》的会心之处。明清之际,不仅在民众中出现了学习水浒英雄的起义者,在士大夫之中也出现一批标榜任性而行并以儒侠自命的人物,如何心隐、李贽、汤显祖等。僧人中也出现“侠僧”,如真可等,他们都无疑受到了“水浒”热潮的影响。至于那些歌颂豪侠人物、草莽英雄的小说(如《禅真逸史》、《禅真后史》、《后水浒传》等)、戏曲(如《宝剑记》、《义侠记》、《偷甲记》、《红拂记》、《窃符记》、《红线》、《紫钗记》、《玉合记》、《昆仑奴》等)更是受到了《水浒传》的刺激和启发。

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

小说是一种“商品化”色彩极其浓厚的文体样式,它的“经典化”与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小说要产生与作品本身相称的社会影响,离不开印刷成书这一中介环节。物质载体问题的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它生存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尽管许多现代批评家已然意识到,艺术的“生产工具”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由于他们过分重视了印刷术的技术价值,而相对忽视了这一媒介的文化影响力。
所谓传播媒介,指人们用来传送和接受符号的中介物。不同的媒介影响着人们的意义取向和共约性的形成。明嘉靖年间,江南丹徒县发明了铅字活字印刷,后来又出现套色、木版画、铜活字及旧版本翻刻等工艺。由于雕版便于保存,可反复使用,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明代出版各种书籍,多采用雕版印刷,雕版印刷的技术达到了巅峰。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日益精致,明代的印刷文化走向了繁荣。明人陆容扼要概括了明初至中叶时印刷业的发展情况:“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糜,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54]明初印刷业尚不发达,通俗小说以抄本流传。洪武元年“诏除书籍税”[55],想刺激印刷业的发展。可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又规定与限制书籍的出版,以至“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印刷业较快发展始于成化年间,但出现了“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的现象。陆氏所谓的“无益”、“可厌”者,主要指两类书籍:其一是时文。当时杭州通判沈澄因刻了一部时文而“甚获重利”,于是各书坊纷纷仿效,到各私塾去挑选秀才或童生所作的时文,每篇给二至三文钱的报酬,然后汇编出版;后来,又发展到刻印各省的试题汇编[56]。其二是话本与唱本,如一度被禁毁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还有不少话本与曲词的单行本等。当时的故事书中,有许多是据宋元时的话本或唱本翻刻,也有不少是明人的新作。据嘉靖晁?的《宝文堂书目》、清初钱曾的《述古堂书目》等可知,嘉靖前流行的小说故事书,多为数千字左右的、以一则故事为单元的话本单行本;它们篇幅短小,价格低廉,内容为读者所欢迎,而形成售多利速的局面,这为阅读市场的形成、通俗文学观念的转化等作好了准备。通俗小说重新起步于嘉靖年间,自万历二十年(1592)后,特别是在天启、崇祯两朝,出版行业已经较为成熟,商业化程度较高。通俗小说的发展重新起步是在嘉靖年间,作品数量开始明显增加是在万历年间,其作品总数是前者的十倍。到明朝灭亡时,所刊印行世的小说约有一百五十余种。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印刷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私刻、坊刻的书迅猛增长。叶德辉《书林清话》载:“王尊岩、唐荆川两先生尝相谓云:‘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殆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闻尊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炭必贱。’”[57]王、唐名属“嘉靖八才子”之列,作为“唐宋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能入其眼的书籍并不多,难怪他们会辛辣地讽刺滥刻书稿的现象。从他们的不满中可以看出印刷业的普及与兴旺。在江南,刻书印刷业最为发达,出现了专门经营搜书、刻书、贩书等一体联营的成规模的企业。当时刻书分官刻、私刻和坊刻,官刻和私刻主要刻印经史诗文,坊刻则无所限制,书商翻刻了大量娱乐性书籍,从中牟利。
明中叶至清初,士人不仅参与小说的创作,还积极参与了小说的传播过程。有的直接受雇于书坊,为其编撰、校订小说。如邓志谟是个多产的作家,在建阳书坊担任塾师,同时担任编辑工作,长达二十余年。有的则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独立担当小说的刊刻、售赁。如,凌蒙初既搞小说、戏曲的创作,又兼营刻书业。谢肇膌说:“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58]士人的身份由儒士转为书坊主,这正是社会文化通俗化的重要体现。随着刻书业和纸张业在明末的迅猛发展,苏州、常熟、杭州、松江、无锡等城市成了图书收藏的中心。极负盛名者,有常熟毛晋的汲古阁,宁波范钦的天一阁,苏州孙宗濂的上善堂等。藏书家们除大力收藏图书外,还从事大型的出版活动。如汲古阁的刻书业,据清初学者朱彝尊《严孺人墓志铭》,常熟汲古阁的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版,由是毛氏锓本走天下”。自毛晋刊刻图书以来,出版就成为著名私人藏书家的重要活动。这些职业出版家主要分布在福建的建阳、苏州、南京、徽州、扬州等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稀。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59]所谓“三方”,即苏州、杭州和建阳。通过书贾的贩运,大量的书籍从印刷中心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又云:“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60]自南宋以来直至万历前期,福建建阳一直是全国的刻书中心,而不是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江浙地区,除了归功于其竹纸技术的发达,以及廉价竹纸在小说刊刻中的普遍应用,还与书坊主(如熊大木、余邵鱼与余象斗等人)对通俗小说创作领域的主宰有密切的关系。这样,福建自然就成了创作与刻书的中心。据嘉靖年间《建阳县志》载,当时该县的崇化里(今书坊乡与麻沙镇一带)“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赞赏或支持,甚至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加上市民阶层的力量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一带最为强大,创作和出版中心便渐渐转移了。万历后期,问世于江浙的通俗小说数量已渐渐超出福建。到天启、崇祯朝时,则已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清初王士?在《居易录》里写道:“今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本流行,建本已不复过岭。”明末,一些著名的木刻师云集苏州,苏州的印书质量位居全国前列,成了江南重要的小说、戏剧出版中心。由藏书家、出版家和书商所组成的文化传播网络,对扩大小说的社会影响、促进小说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据黄虞稷《千倾堂书目》著录,明代刻书多达12000多种,没有发达的印刷文化是不可能的。

传播实际上是一种意义的共享。印刷媒介大规模地以低廉的代价复制信息,突破了时空局限,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思维和想象能力。与口传文化、书写文化相比较,印刷文化有着明显的优点:其一,它使小说成为一种大批量生产、形式统一、可反复使用的商品,刺激了小说的流通和商品化,扩大了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的队伍;其二,这种“复制”性的生产打破了官府对于书写材料和著述权的垄断,取缔了传统文学的特权、神秘和高高在上的姿态,把书籍这种“高雅”的款式下放到了普通民众之间,创造出了一个超越地域性和社会阶层的共同话语与实践空间。此外,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里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