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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秩然。……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23]在嘉、隆以前,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此后王阳明心学影响则后来居上,这是从理学与心学在士人中所占的位置而言的。这种理解充分注意到了思想史的转型事实,不无启示意义。有学者以官方对心学的认可时间,作为判定理学与心学之间学术影响力发生转化的标志,而以隆庆年间为晚明的起点。[24]这既与《明史》作者以嘉、隆为界的本意相符,亦与文化研究的“突破”理论相契合。
明清之际文化的“突破”,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王纲解纽,为通俗小说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自由文化空间。明中叶后,政治百病缠身,大凡历史上所能找到的专制政治的弊端,无所不具。如帝王骄奢淫逸,宦官擅政,政以贿成,争权夺利,加之矿监税使,民众抗争,还有后金的崛起等等,内忧外患,不一而足。有学者就指出:“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25]这是一个礼乐政治“崩坏”的时期,政治的晦暗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痛,却为文学与文化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我们注意到,明季统治者在政治上十分腐败,在文化上却没有采取极端的专制主义。对于通俗文艺,统治阶级自己也很喜欢,如明宪宗好听杂剧及散词,搜罗海内词本殆尽;明武宗还是小说《金统残唐记》的热心读者,万历皇帝耽视小说,以至时人批评曰:“神宗好览《水浒传》,或曰,此天下盗贼萌起之征也。”[26]官方对“诲淫”、“诲盗”的小说、戏曲也准刊行、演出,无意中充当了小说倡导者的角色。司礼监经厂首先刊印《三国演义》,武定侯郭勋与都察院于嘉靖年间分别刊印《三国演义》、《水浒传》;南京国子监——当时的最高学府之一——也刊印了一部《三国演义》。天都外臣即兵部侍郎汪道昆说,《水浒传》自郭勋刻印后,“自此版者渐多”,“雅士之赏此书者,甚以为太史公演义”[27]。上行下效,嘉靖以后,官员文士阅读收藏小说,蔚然成风。憨憨子《绣榻野史序》称其经过书肆时,“见冠冕人物与夫学士少年行,往往诹咨不绝”。我们知道,娱乐是以不干预实际生活的方式释放感情的一种形式,随着消遣娱乐成了一种追求,“文学失去了神圣的、神秘的色彩,它不再为自我欺骗服务(有别于讲经),而是成了纯粹的毫无掩饰的‘虚构物’,对这种虚构物,人们可以发生兴趣,但不必相信”[28]。据王利器先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有关小说、戏曲的禁令,明朝中央法令12条,地方法令7条;而清朝中央法令多达106条,地方法令也有73条;明朝所禁书目仅《剪灯新话》、《水浒传》两种,而清朝所禁书目可多了:道光时湖州知府禁“淫词小说”达120种,同治时江苏巡抚增至300种。联系明中叶文化的世俗化进程,对其文网之宽松便不难理解了。
其二,儒学的转向,即心学的兴起,及其所开启的文化通俗化的潮流。在思想文化领域,明太祖“即位之初,首立大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29],强调“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30]。明成祖时特命儒臣胡广纂修《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等,颁行天下,为士子求学、出仕的必读教科书。“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知须躬行”[31]。程朱理学在明初一统天下,维系着貌似安全统一实则呆板僵化的文化秩序。明中叶以降,心学兴起,它以心为良知,既将主体作为道德的根源,又看作一切价值的赋予者,主张做人当致力于自我的完善与扩张,而不必拘泥于典训、拜倒于偶像。心学发端于陈献章,大张于王阳明。王阳明反对程、朱将“理”与“心”分开的思想,主张“心即是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倡导“致良知”。隆庆年间,王氏之恤典被追补,心学初步得到朝廷的承认而广为传布,严重动摇了朱子的权威地位。嘉靖时,以王艮所传衍的“泰州学派”,以及以王畿为代表的“王学左派”,阐发了王阳明对抗程朱理学的思想,倡导非圣无法、倒翻千古是非的“异端”学说。如王艮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后已”[32],注重良知于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其后,李贽远绍王阳明,近承何心隐,更是主张自然人性论和个性解放,极力批判理学的尊孔、道统、拘守名教和歧视妇女等思想,宣扬商品经济的利益原则。他不仅提出“天下尽市道之交”,还认为这种“市道之交”是合乎道德的,即便是圣人君子也有势利之心;趋利避害,追求个人享受,是人生合理的需要。[33]李贽斥责程朱理学信徒为伪道学,认为经典并非真理的来源,而是可以质疑的文献。李贽将“良知”推向了极端,以“童心”为人之本来面目,为社会价值之最高标准,提倡以“人”为本,以“己”为本,毫不妥协地捍卫着理性的自主性。万历十二年(1585),王阳明被诏命从祀于文庙,标示着王学被认可为正宗,从此取代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余英时先生指出:“与朱子反复向皇帝陈说‘正心、诚意’不同,阳明说教的对象根本不是朝廷而是社会。他撇开了政治,转而向社会去为儒学开拓新的空间,因此替当时许多儒家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既新鲜又安全的思想出路。专制君主要使‘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现在阳明却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而良知则是人人都具有的。这样一来,他便把决定是非之权暗中从朝廷夺还给每一个人了。从这一点来说,致良知教又涵有深刻的抵抗专制的意义,这是阳明学说能够流行天下的一个重要的外缘。”[34]而且,“‘良知说’的‘简易直接’使它极易接受通俗化和社会化的处理,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之间造成的隔阂。”[35]儒学的通俗化、社会化深刻影响了整个文化领域,为通俗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文化基础。事实上,俗文学的兴起便与心学的兴起过程相重合。
江南的都市化,历史的“断裂”,以及文化的“突破”,与通俗小说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它们之间并非构成一种自然生成的因果关系。在更多的情况下,历史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大的文化氛围;士人的分化和积极参与,也是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士人的分化和参与
自宋元到明清的发展,江南人才辈出,学术文化历久不衰,形成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浙人文渊薮。据《明史》儒林、文苑传,全国著名儒生,80%以上在南方地区,尤以江、浙、赣为主,三地的文士儒生占南方的783%,全国的667%。明中叶以降,南方的阳明学尤盛,分布极广。学术昌盛,私人藏书之风勃兴,藏书家尤以江浙为多。江南学术与学风之盛,造就了大批的士人。
万历以来,由于政治黑暗,威权式微,社会动荡的刺激,士人结社成为风尚。结社目的从谈诗论文,趋向风评政治社会,士人开始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付出了血腥的代价之后,随着江南的都市化与文化通俗化,传统的以士大夫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方式,既有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天启后,尊崇性情的士风盛极一时,士人的“治平理想”置换而为“俗世情怀”。这使得士人内部发生了分化,士人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表现在一部分士人“弃儒就商”,加入了商人的行列,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理想追求出现“世俗化”倾向:“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36]另一方面则是商人的“儒意”,即商人向士大夫阶层的趣味与生活方式靠拢。儒与商、士人与市民文化的揉为一体,有力冲击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人阶层。
从传统中游离出来的文人士大夫,与围绕宫廷的士大夫官僚不同,他们多属在野知识分子;他们结社讲学、臧否人物,崇尚标新立异,独抒己见,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舆论,形成了与朝廷正统观念相抗衡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政治、文化势力,而担当起了该时期文化发展的重任。据《明史》载:“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37]有明一代的书院,嘉靖年间占3713%,万历年间占2271%;从其空间分布看,长江流域646所,珠江流域364所,黄河流域229所。[38]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书院是孕育和流播非官方学术思想的温床,它们为非体制内的士人群体提供了活动的场域,并在客观上与官府形成了对抗之势,江南书院成了吸纳各种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场所。由于有了商贾的大力支持,书院盛极一时,广布江南,大幅度提高了教育的普及率,书院学生中有相当部分成了通俗小说的读者;而“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未有不读小说者”[39],“市井粗解识字之徒,手挟一册”[40],“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41]。正是以一批私塾——“书院”为基地,才形成了所谓的“阳明学派”,当中受激进学风影响的“王学左派”,成了在野知识分子的典型。如上所论,由他们引发了儒学话语的转向。从此,激越的个人主义批评精神复兴了,试图恢复人类世俗生活尊严的学说取代了超越性的“理”的哲学,传统经典的地位分崩离析。王艮、李贽等人的思想行为,对于寄托于旧的权威的士大夫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继李贽之后,汤显祖、公安三袁、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追随时代的发展,在学术思想上“慕奇好异”,形成了明末清初思想解放的潮流,它推动着士人去亲近民间文学,亲近小说、戏曲,嘉靖以后小说的繁荣得益于王学不少。
在野知识分子当中,还有一批被称为“隐士”的“才子”,他们与书院出身的人不同,他们一面批判当代社会,一面创造着自由的“才子文化”。如吴中的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徐祯卿,包括金圣叹在内,都是这群“自由人”的代表。他们不受旧权威的约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开始走向市场,放情竭意,受到民众的喝彩。此外,还有一批以不同于“隐士”的方式跟现实对抗的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当时全体知识分子当中,最接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那些汲取宋、元话本、戏曲作家养份的知识分子,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多为科场与官场的失意者,无缘挤进封建统治者的队伍,不得不以怀才不遇告终。这就是所谓“士怀才不遇,蹭蹬厄穷,而至愿为优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且愿生生世世为一目不识丁之人”[42]。他们流落民间,与娼妓艺人为伍,借小说、戏曲的创作抒写怀抱,倾吐自己的心声和哀乐,而在市民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境界,文人士大夫这样的“市民发现”是晚明小说兴盛的一大背景。明人周晖《二续金陵琐事》中提到王世贞与詹景凤的一段对话,相当耐人寻味:“凤洲公同詹东图在瓦宫寺中,凤洲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凤洲公笑而不答。”从王、詹二人的谐谑中,我们看到了明清之际文人与商人相互依存的关系,拥有文化资本的苏州文人,与拥有财富和市场的商人,彼此互通有无,各取所需。这种“士商互动”,正是晚明社会文化通俗化的生动体现,也是明代通俗小说兴盛的一大背景。
这些从传统士人中分化出来的在野知识分子,或弃官不为,或不应科举、绝意仕进,反抗着生员出身的士大夫官僚统治;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明显接近一般民众的思想意识。与鄙薄“经史”之类“雅”文化的态度相反,他们极其欣赏曾被视为“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的小说、戏曲等。对于小说价值的认识,冯梦龙的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书人当场描写,可喜可谔,可悲可泣,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盄,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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