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白所作何赋可以“凌相如”的问题，或说是《明堂赋》，或说是《拟恨赋》，或说是《大猎赋》，迄今未有定论。王琦《年谱》“开元元年”条：“旧谱（按即《薛谱》）：开元元年十月甲辰，帝猎渭川，有《大猎赋》。按，《赋序》但云‘以孟冬十月大猎于秦’，而不书年分。考《通鉴》，先天元年十月癸卯，上幸新丰，猎于山之下。开元元年十月甲辰，猎于渭川。八年十月壬午，畋于下邽。十月而猎于秦地，凡三见。旧谱竟属之癸丑岁者，大约以太白生于圣历二年，至是合十有五岁，因‘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一诗，而附会其说。若以太白生自长安元年数之，至是始十三岁耳，恐未是。”在开元三年又注：“岂所谓‘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者，即是《明堂》一赋欤？”《薛谱》说李白“作赋凌相如”之赋即《大猎赋》，而系于开元元年，固然不妥；王琦《年谱》说是《明堂赋》，并系之于开元三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安旗等于《拟恨赋》按：“白《赠相镐》诗尝云：‘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白三拟《文选》或即在此时。姑系于开元三年。”[23](1783页) 将其定为《拟恨赋》，也未见得正确。我们姑且放开李白的生年不说，单就李白自负的“凌相如”的赋而言，《明堂》、《恨赋》二说显然不通。因为相如赋只有《子虚赋》给李白留下的印象最深，他所要“凌”而上之的，当然也就非此莫属了。李白《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子虚赋》所赋即为大猎之事，《薛谱》定为《大猎赋》是有见地的，可惜他囿于“生于圣历二年说”，系此赋于开元元年却是有问题的。詹鍈《李太白诗系年》驳云：“按赋中自称‘臣’，则当为上于君王者。且赋中所铺叙者亦每有实事可据，非尽出于想象。开元初年，太白尚在蜀中，安得而出此？”[24] 所驳有理。只惜詹氏也没有推出作赋的正确年代，他根据李白《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昔献长杨赋，天开雨云欢”、《秋夜独坐怀故山》“夸胡新赋作，谏猎短书成”，认为李白向玄宗“所献者即此赋（《大猎赋》）”，将其定在天宝初，但却缺乏玄宗是年大猎的必要证据。综考各种史料，我们认为李白“作赋凌相如”的赋应是《大猎赋》，时间应在开元八九年。据李阳冰《序》、李华《志》、李士训《记》，开元八年李白恰好15岁。他在干谒苏颋时受到“以相如比肩”的激励，于是泛观奇书，一改“风力未至”的旧观，越一年而有凌跨相如《子虚赋》的《大猎》之作，这在时间上是合理的。再从作赋动机和赋的内容上看，《大猎赋序》明说：“而相如、子云竞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讦。臣谓语其略，窃或褊其用心。《子虚》所言，楚国不过千里，梦泽居其大半，齐徒吞其八九，三农及禽兽无息肩之地，非诸侯禁淫述职之义也。”又说：“迨今观之，何龌龊之甚也！”明白无隐地表达了他对扬雄、相如狩猎赋的不满，也表现出了他欲凌相如、跨扬雄的豪气。与此种志气相配的，只有《大猎赋》可以方之。区区《明堂赋》之言祀典，《拟恨赋》之抒私情，何可以凌相如？据《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八年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长春宫。壬午，畋于下邦。”是年，玄宗正好有下邽之猎，下邽乃秦旧地，与《大猎赋序》所言“孟冬十月大猎於秦”的物事正合。

    所谓“十五读奇书”，或许与他师从赵蕤习道家方书有关。李白自叙：“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踪城市。”（《上安州裴长史书》）《唐诗纪事》卷一八引《彰明遗事》：“太白……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去游成都。”李白《感兴》说：“十五学神仙，仙游未曾歇。”与此正好彼此印证。如果说《上安州裴长史书》“十岁观百家”、《新唐书》本传“十岁通诗书”，所读乃是儒家“诗书”及诸子“百家”之书的话，那么他师从赵蕤后，即超越诗书而泛观博览，对“神仙”类的“奇书”爱好有加了。从上述的时间（开元八年，年15）、事件（苏颋勉以“广学”，师从赵蕤“学神仙”“读奇书”，玄宗畋于下邽）、文章（《大猎赋序》小相如、藐扬雄，大猎于秦）上，三证齐全，其为开元八九年所作之《大猎赋》亦可定矣。既然开元八年李白才15岁，其不生于长安元年亦可知矣。

    至于“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之“三十”又在何时呢？王琦《年谱》将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系在开元十八年，而将《与韩荆州书》定在“庚午以后甲戌以前四年中之作”。同是称“三十”，前后系年竟相差四年之久！这反映出王氏的生卒说之严重不足。如果按王氏所定生年，开元十八年李白正好30岁，尚可称“迄于今三十春”。然而，李白《与韩荆州书》却不可能作于本年。《新唐书·韩朝宗传》载：“累迁荆州长史，开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访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据《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八年六月韩朝宗尚与范安在洛阳治理瀍、洛二水；《通鉴考异》卷一三开元十八年闰六月引《唐实录》：“以太子少保陆象先兼荆州长史”，该年荆州长史还是陆象先，韩朝宗不可能有“荆州”之称，李白上书必在其后。故詹鍈先生认为：“朝宗之为荆州长史必在开元十八年以后。”据张九龄《曲江集》卷七《贬韩朝宗洪州刺史制》：“朝请大夫、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采访处置等使、上柱国、长山县开国伯韩朝宗，亟登清要，爰委条察。”李白《忆襄阳旧游赠济阴马少府巨》：“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为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知韩朝宗之为襄州刺史后，仍兼荆州长史，李白见朝宗也在襄州即襄阳。《唐大诏令集》卷一○○有张九龄所拟《置十道采访使勅》，末署“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这是唐置十道采访使的具体时间，那么韩朝宗之以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采访使等职，就只能在这以后，李白上书最早也只能在该年。据王琦所定，此时李白已经34岁，与“三十”之说又异。如果以神龙元年为李白生年，该年正好30岁；神龙二年为生年，则此时29岁，其称“三十成文章”也好，说“迄于今三十春”也好，都是可以的。李白《上书裴长史》自云，从蜀中出游“已经十年”，到安陆入赘于许丞相家也“至移三霜”，则其“杖剑去国”在20岁（学人每谓李白25岁出蜀，盖以长安元年为“生年”算起），而娶妻许氏时二十六七岁。如依王说，李白20在蜀中才见过苏颋，苏方勉其“广之以学”，期以“比肩相如”，李白却不管不顾置诸脑后，毅然“杖剑去国、辞亲远游”，岂非大不近人情矣乎？15岁是其在蜀中“遍干诸侯”的时期，而30则是其在安陆“历抵卿相”的时期，这两年在李白人生旅途上都具有转折作用。15岁“遍干”地方长官，给人的印象是“风力未就”、“学之不广”，于是他从所习的儒家诗书、百家诸子，转而广习神仙、道术；志趣则从先前的爱儒冠改而爱神仙了。30岁“历抵”朝中卿相的结果，是“一经品题，便为佳士”，即刻出安陆而游北方，转山东而入长安，终为翰林供奉；志趣也从先前“酒隐”改而关注庙堂。故这两年常常见于李白的诗文。李白还有《安陸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诗》“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门有车马客诗》“叹我万里游，飘飘三十春”；《答湖州迦叶司马诗》“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诸诗，恐怕都是这前后所作。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因为该表明确说他作文时“年五十有七”，明确了该文的撰作年代，对弄清李白的生卒问题具有重要帮助。可惜，从前在李白疑年考辨时，围绕该文却形成了循环论证的怪圈：一方面将撰文时间直接定在至德二年（757），从而推出李白“生于长安元年、卒于宝应元年，享年62岁”之说。另一方面，又说李白既然生于长安元年，《自荐表》中自称“年五十有七”，那就理所当然应该作于至德二年了。王琦《年谱》：“以《代宋中丞自荐表》核之，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时‘年五十有七’，合之长安元年为是。”安旗等《李白简谱》同之。如此循环论证，互为前提，其逻辑混乱是非常明显的。近年来，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该文的系年问题，或改系在宝应元年[25]；或系在乾元三年[26]。惜均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论证尚待深入。为了便于对该文系年作出详细分析，有必要将该文重要部分引录如下：“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闲居制作，言盈数万。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覆清雪，寻经奏闻。……臣所管李白，实审无辜。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伏惟陛下大明广运，至道无偏，收其希世之英，以为清朝之宝。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翼惠帝而方来。君臣离合，亦各有数。岂使此人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传曰：举逸人而天下归心。伏惟陛下回太阳之高辉，流覆盆之下照。特请拜一京官，献可替否，以光朝列。”

    要明确该文的作年，首先必须弄清楚李白下狱次数的问题。曾巩《李太白集后序》称只有一次：“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寻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并批评《新唐书》“又称白流夜郎还浔阳，坐事下狱，宋若思释之者，皆不合白之自叙，盖史误也”。王琦亦从之，其《年谱》将李白下狱记为一次，但此说却与诸多史事不符。李白因从永王璘下狱，自言“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宋若思）推覆清雪，寻经奏闻”，“前后”二字表明曾两次下狱；魏颢《序》说：“四海大盗，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谪居夜郎，罪不至此，屡经昭洗。”既是“屡经昭洗”，就不止一次。因此《新唐书》本传分两次叙述之：“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可见李白之系狱有前后两次。

    第一次在彭泽。永王兵败，李白被逮，当诛，得郭子仪⑧ 崔涣解之，遂减死罪为流罪。时在至德二年。李白有《狱中上崔相涣》可证：“胡马渡洛水，血流征战场。……贤相燮元气，再欣海县康。……羽翼三元圣，发辉两太阳。应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杨齐贤注：“三元圣，玄宗、肃宗、广平王是代宗。两太阳，玄宗、肃宗”。故知此诗乃初陷狱时所作。第二次陷狱则在浔阳。乾元元年（758 ）李白流放夜郎，有明确时间记载。流放三年，会赦还浔阳，又因事系狱。此次得宋若思解救。李白《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独坐清天下，专征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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