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自荐表》有“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翼惠帝而方来。君臣离合，亦各有数”之语。李白曾在玄宗朝作过官，不可能用“商山四皓”来比喻他与玄宗的关系，否则岂不自相矛盾！只有肃宗朝李白一直未仕，才堪称“不起”；及至代宗即位，才可以用惠帝召四皓的故事来比拟之，从而起到激励代宗效法汉惠招贤的作用。

    其三，《自荐表》希望“特请拜一京官，献可替否，以光朝列”，刘全白《碣》有“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范传正《碑》也说：“代宗之初，搜罗俊逸，拜公左拾遗。制下彤庭，礼降于玄壤，生不及禄，没而称官。”两者事迹相连，应有前后的因果关系。如果李白无人推荐，忙于收拾内争的小皇帝恐怕早已将李白忘却了，怎有无缘之授？更不能理解是，李白如果早在四年前已卒，代宗初政尚授其官职，固无是理！

    李白与宋若思相关的诗文，尚有《为宋中丞祭九江文》、《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等篇。《祭九江文》有“今万乘蒙尘”语，尚可说是玄宗、肃宗尚在流离中的至德时期。其《请都金陵表》有“皇朝百五十年”之语，唐自武德元年至上元二年为144年，至宝应元年则为145年，都可称150年⑨。若是至德二年仅140年，断不可称150年的。足证宝应元年前后李白和宋若思确实在一起。李、宋关系非同一般，李代之上表建议迁都，宋则上表推荐其人，互相帮助，完全合情合理。

    立足李白《自荐表》内容，参稽史传有关李白两次下狱的记载，参核李白与宋若思唱酬诗文的相关时事，可证《自荐表》不作于至德二年，而应作于宝应元年，李白时年57。李白“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十五好学剑，遍干诸侯”、“道谒苏颋”等，在开元八年左右；其“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制作不倦，迄今三十春”，则在开元二十二年；其《为宋中丞自荐表》作于宝应元年，都证明李白不生于长安元年，更何况圣历二年呢！

    　　　　三、李白宝应后诗文考述

    我们说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还可以从李白作品中找到仍然保留的宝应以后诗文作为佐证。

    据文献所载，在两宋和元初，李白集中本存有宝应以后诗文。惜自从北宋形成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观念后，凡遇宝应以后诗文皆被指为“伪作”，或径从删汰，不见踪迹；或加以曲解，重定系年，致使今日考辨起来非常困难。

    据现今材料，怀疑李白现存诗文不可尽信是从苏轼开始的。应当承认，历史上的作家一旦成名，后世转相妄托者不乏其人，李白如此，就是杜甫、东坡也不例外。正是由于有此情况存在，人们在辨别伪作、剔除赝品时，常常又怀疑过勇，出现错杀错判，这在疑古考辨方法尚处于“观念至上”⑩ 而缺乏科学鉴定方法的时候，更是在所难免。人们有意无意间将真正李白的作品误作赝品删汰了！元代萧士赟的态度就是明证，其《补李太白集序例》：“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绵所刊、舂陵杨君齐贤子见注本，读之，惜其博而不能约，至取唐广德以后事及宋儒记录诗词为祖，甚而并杜注内伪作苏坡笺事已经益守郭知达删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类此者为之节文，择其善者而存之。注所未尽者，以予所知附其后，混为一注。”[27] 序中提到的杨齐贤（字子见）是宋舂陵（今湖北枣阳）人，首注李诗，作有《李太白集注》，原书已经萧士赟删改，部分内容保存于《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杨齐贤与周敦颐同乡，曾为周作《年谱》，被誉为“记览极详博”；又曾官夔州路运司帐干，到过成都，他所增李白事迹、诗文，必得自蜀中乡人，他所作的李白诗注内容丰富。萧士赟继齐贤后对李诗作注，主要以杨注为基础，删节补充，特别是将杨所引“广德以后事”尽行汰除，并将他认为可疑的“移附卷末”。反之，杨氏既然要引“广德以后事”来注李白诗，说明他还看到过李白诗中尚存在含有广德以后史事的诗篇。萧氏却将它们尽行删去了！这样一来，李白广德以后诗就少之又少了。王琦《跋》称：“南丰曾氏（巩）序，谓太白诗存者千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今萧本诗只九百八十八篇，……咸不及曾氏所云之数。”萧氏固守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说，不相信李白可能有宝应以后的诗文，因此不仅对杨注所引“广德以后事”大加删削，而且径直删去集中作“宝应以后语”的诗文，竟多达13篇。这样一来，不仅明确含有广德以后事实的诗文被“节文”了，而且注家用广德以后事来印证李白诗文背景（甚至本事）的内容也概从“驳正”了。正是带着这种错误的成见，经此改编，就使现今可见的《李白集》基本上吻合于“宝应元年说”了。

    不过，如果仔细考察，李白宝应以后的作品也还会时时显露出来的。李从军突破前人旧说，从现存李白诗文中已经考订出了广德时期的诗作。他说：“李集中原存有关‘唐广德以后事’。”如《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末段云“小子来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程”，这是李白自金陵赴当涂的诗，时令在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既然李白至当涂李阳冰处在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李白就不可能卒于宝应元年”，原因很简单，李白集还有一首在当涂作的“九日诗”——《九日龙山饮》：“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龙山在当涂南十里，此诗作于当涂无疑。诗又自称“逐臣”，亦李白晚年光景。前人多以为此诗是李白从夜郎赦还当涂后作，既然李白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才至当涂，就不可能又在当年作“九日诗”，是必在宝应元年以后无疑[1]。

    李白《游谢氏山亭》：“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谢氏山亭在当涂青山之阳，《太平寰宇记》卷一○五：“谢公山（青山）在（宝应）县东三十五里。齐宣城太守谢脁筑室及池于山南，其宅阶址见存，路南砖井二口。天宝十二年改名谢公山。”陆游《入蜀记》卷三：“青山南有谢玄晖故宅基。……庵前有小池，曰谢公池。”其“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皆初春景物。李白既以宝应元年冬间病中投奔当涂令李阳冰，则其在当涂所作“春诗”至少就应是来年的春天才有可能。其头年“疾亟”并未即死，于此可知。诗说“再欢天地清”，指最终平定安史之乱，《通鉴》卷二二二：广德元年正月，“朝义穷蹙，缢于林中，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与诸军皆还”。史朝义自缢正在广德元年春天。时（春天）、地（当涂）、事（平安史之乱）都相吻合，可见其作于广德元年无疑。

    此外，李白尚有《草书歌行》一篇，注家多以为伪作，而今看来则未必。诗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怀素是当时知名书僧，李白与之有过从并赠诗。诗中“湖南七郡凡几家”一语，曾被用以判其非李白所作之铁证。詹鍈《李白诗论丛》：“按《新唐书》方镇表，广德二年置湖南节度使。……太白卒于宝应元年，而此诗中已有湖南七郡之称，亦至可疑。”[28](55页) 上面已证明李白在宝应元年并没有死去， 那么他看到广德二年湖南置郡就不是什么稀罕之事了。诗说“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当是广德二年秋，怀素来当涂作客时李白所作。

    阎琦也对李诗中宝应以后作品进行了考述，认为“宝应元年秋末，李白告别金陵往当涂，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诗，本年初冬至当涂，作《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本年十一月乙酉（初十），李阳冰作《草堂集序》。这是符合当时史实，又符合两诗一序的实际的。”既然李白到当涂的时间较旧说“推后一年，李白卒年便不在宝应元年。因为李白有两首写于当涂的重阳赏菊诗”[2]，一首为《九日龙山饮》，已见上述，另一首即《九月十日即事》，诗云：“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龙山宴集是晋以来的习俗，《元和郡县志》卷二九：“龙山在（当涂）县东南十二里，桓温尝与僚佐九月九日登此山宴集。”不仅九月九日登山宴集，而且当地还有九日后一日重举九日宴事之习。《岁时广记》卷三五：“都城士庶，多于重九后一日再集宴赏，号小重阳。”[29] 则后诗在前诗次日所作可知，地点皆在当涂。其系年时间，阎文则与李文同系广德元年。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专门编有“广德元年（即宝应二年）卷”，有诗12首：《游谢氏山亭》、《田园言怀》、《览镜书怀》、《见野草中有名白头翁者》、《宣城见杜鹃花》、《哭宣城善酿纪叟》、《宣城哭蒋征君》、《九日龙山饮》、《九月十日即事》、《笑歌行》、《悲歌行》、《临路歌》。以为都作于广德元年的春、秋两季。除“九日诗”二首、《游谢氏山亭》已如上述外，安氏还系有“宣城诗”三首。据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载：“（白）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当涂青山下。”说明李白后来实卒于宣城，而归葬于当涂。三首“宣城诗”当亦白晚年卒前之作。《宣城见杜鹃花》曰：“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从格调看当作于晚年思乡之时；从时令看当作于春天。李白既在广德元年病愈初起有诗作于当涂，久病初愈之人是否能奔走数百里的两地之间，还频繁作诗，却是成问题的。故其“宣城诗”有可能分作于广德元年以后各年，安书同系在一年似不精确。

    综上可知，在宝应元年后，李白至少有一个春天、一个秋天尚在当涂作诗，有一个春天在宣城作诗，虽然它们是否都作于广德元年或二年（或永泰元、二年），一时尚难确定，但是至少为我们提供了李白宝应元年并未即卒的直接证据，足破李白“宝应元年卒说”之谬。特别是《怀素草书歌行》明确提到广德二年才有的行政区划，更是李白至广德二年以后仍然存世的铁证。以上是我们在萧士赟删除之余尚可看到的宝应以后诗文，至于其他杨齐贤所引“广德以后事”来注解李诗和李诗本来带有“广德以后事”的篇章，应该还有一些，可惜都被萧氏尽行删弃了，否则我们会有更多证据来解答李白的生死之谜。

    欲求李白之生卒年，当以其同时代人之记载为准，李阳冰《序》所言李白之生年，李华《铭》所言李白之享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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