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建安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是用“建安风骨“加以概括的。“建安风骨”一词，虽然是出自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评》，但在解释“建安风骨”时，基本上是沿用刘勰《文心雕
龙》的说法：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此其所同也。(《明诗》篇)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
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
这两段话，由于受骈体的限制，有的地方表述得不很清楚，也不尽符合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
首先，建安时期诗歌的内容和题材范围，并不都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类。试想，一班吟风弄月、流连光景，只顾在诗歌中述说恩宠荣耀的际遇，描绘宴集酣饮的盛景的诗人及
其创作，怎么可能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产物，这种诗的情辞格调又怎么会“梗概而多气”呢?很显然，在这里，刘勰除忽视了时间上的阶段性和文体上的发展演变以外，他在《时序》篇提出的“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关于文学和现实关系的～系列精辟见解，并未完全贯穿到对于建安诗歌的论述中去，他没有着眼于这一时期诗歌的发展变化，而把“建安之初”和“建安之末”混为一
谈。
其次，刘勰不提魏武对建安诗歌的开创之功，只讲他“雅爱诗章”是不够的。对“文帝、陈思”的评述，也过于笼统。“建安之初”，曹氏兄弟尚在童年时期。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丕仅十岁，曹
植只有五岁。即使史籍中关于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文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的记载是事实，也不能把他们列在“纵辔以骋节”的领衔地位上。就是到了建安中、后
期，曹丕、曹植也不能一概而论。曹丕最大的贡献不是在写作五言诗上，甚至可以说不在诗歌方面，主要是在文学理论的建树上；曹植虽然大量写作五言诗，但他最好的五言诗即不是“建安之初”写的
，也不是建安年间写的，而是在魏文帝黄初至魏明帝太和年间产生的。
再次，“建安”作为年号纪年是二十五年，即公元196年至220年，但作为文学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它的上限应早于196年，而下限应延长至魏明帝太和年间，即曹植去世为止，大约有四十多年。在
这段时间内，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同样，在文学上，也有一个衍变过程。
一
建安诗歌的衍变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灵帝中平年间(公元185年至189年)开始。这一阶段的时代特点是：“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
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多相食，州里萧条……”(《资治通鉴》卷六十二)。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曹操应运而生。
曹操是历史上罕见的桢干之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称他是“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鲁迅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而已集’魏
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兼并群雄，统一了北方。他思想先进，忧时悯乱，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感受和见解敏锐深刻。又是一个“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三国志·魏书》卷
二《文帝纪》裴注引)，长年勤学专思的人。得力于此，他才能写出《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一类作品。钟惺评《薤露行》说：“道尽群雄病根……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古诗归》卷七)刘履说《苦寒行》是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选诗补注》卷二)而成的“乐章”。《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则是作者进取精神、理想及胸襟的
艺术表现。对于曹操诗的特色，历代诗论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用“自然沉雄”(周履靖)、“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沈德潜)、“古直悲凉”(方东树)等词语加以称许。曹操这种诗风的形成是与他的思想
境界和生活态度分不开的。胡应麟概括曹操其人其诗说：“魏武雄才崛起，无论用兵，即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岂非衰运人物。”(《诗薮》外编卷一)而“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陈琳等人的
早期创作，则与曹操的诗风相近。
王粲“文若春华，思若涌泉”(《曹集铨评·王仲宣诔》)。《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也称他“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
垂六十篇。”王粲十三四岁在长安时，受到左中郎将蔡邕的赏识。说他“有奇才”，蔡氏“倒屣迎之”，把家藏的书籍文章，都送给了他。他是汉朝三公之胄，但他生不逢时，十六七岁时，从长安逃到
荆州，投奔刘表，在那里滞留15年，不受重用，深昧奋进之路被阻之苦。《七哀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和《登楼赋》“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
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较深刻地反映了动荡的社会现实，抒发了他的坎坷不遇和内心痛苦，以其与曹操的作品相比，尽管有壮阔、纤巧之别，但胸襟怀抱、思想格调确有相通之处。可以说，归曹以
前，王粲的诗是具有“建安风骨”的。无疑，陈琳的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也属同一类。
刘桢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诗人，钟嵘誉之为“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卷上)。这既是刘桢的诗格，也是他的人格。个性是艺术的灵魂。但人们常常以此对刘桢评价不高
。其实这是不当的。我们并不推崇类似孔融的那种疏狂、迂腐的个性，也不能提倡那种带有某种个人主义色彩的所谓的自我表现。但是不能不承认刘桢的《赠从弟三首》一类诗，是宏响铮铮，动人心魄
的。其中第二首：“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写得质朴自然。诗中临风傲霜的松柏，正是那个因“独平视”甄氏，
被曹家以“不敬”的罪名判处死刑，后来又改作劳役的诗人的写照。这种“真骨凌霜”的气势，雄健挺拔的格调，也是建安初期诗风的一个特征。
二
建安13年(公元208年)冬，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建安诗歌也随之发展到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延续到建安末年。以“三曹”、“七子”为中心的邺下文士集团的形成和消亡，标志着建安诗坛的兴衰
和诗风的演化。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说：“邺中新体，共许音韵天成”(《幽忧子集》卷六《南阳公集序》)，是看到了这一文学新体的特点和诗风的变化。陈琳是曹操击败袁绍后，约在建安六、七年
归附的，曹操使与阮璃俱管记室。这说明阮璃是在此之前入曹幕的。建安八年或稍后刘桢归曹。建安十一、二年前后徐斡、应瑒分别归附曹操。“七子”中，王粲归曹幕最晚，是在建安十三年曹操战败
刘表之后。同年，邯郸淳及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等，也相继喁喁归向曹幕。此时，曹丕、曹植兄弟也已成长，并显露文才。邺中文坛出现了“俊才云蒸”，“彬彬之盛”(钟嵘《诗品序》)的局面。
这时，经济恢复、生产发展，社会环境相对安定，诗歌内容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对战争的描写就与曹操不同，暴露性的内容已被颂武、凯旋所代替。建安十二年，陈琳《神武赋》、应瑒《撰征
赋》是颂扬曹操征乌桓事。十三年秋，曹丕随父征刘表，有《述征赋》。同年，陈琳、杨修、应瑒、王粲等均有《神女赋》，称颂是年曹操征刘表取胜，记置酒汉滨事。十四年，繁钦从曹操征孙权，有
《撰征赋》。十六年，徐斡有《西征赋》。十九年，曹操东征，杨修有《出征赋》，曹植守邺，有《东征赋》。二十年曹操西征引军还邺，王粲有《从军诗》一首，以美其事。次年征孙权，王粲又有《
从军诗》四首，内容大都是对曹操的称誉。
在邺中文人笔下，不仅描写战争的诗以美操为主，其他内容亦大致如许。以王粲为例，他的诗风就与前期大不相同了。归曹后，曹操的文治武功使他倾慕，更因曹公对他“以腹心委之”(葛立方《
韵语阳秋》卷八)；《七哀诗》中原有的“下泉”之悟，转化成了颂圣之辞。葛氏指出：“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锡之命，公知众情未顺，终其身不敢称尊。而粲诗已有‘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
之语”(同上)。诚然，王粲《公宴诗》的“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以及《从军诗》其四的“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等，完全是对曹操的颂扬。刘桢作于建安十四年
的《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一“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的“元后”指曹操。这当然也是一首颂诗。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要一般地去否定颂诗。曹操受命于危难之秋，对
国家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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