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他的思想善于凭借文学的彩翼驰骋翱翔。曹植地位的确立主要的不是靠上述作品，而是靠《洛神赋》、《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美女篇》、《杂诗六首》等等。不是说曹植身上没有“

慷慨”、“磊落”的特点，只是说曹植的这种特点，主要不是通过《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等反映的。《赠白马王彪》表达的“恨”与“愤”，正是作者对残酷现实的揭露；《野田黄雀行》塑造

的拔剑削罗的少年形象，也寄寓着作者反抗迫害、渴望冲出罗网的抗争精神……这些难道不都是对于早期“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吗?如果把三曹的诗作一个总体比较，那么，在曹丕那里，难得找到一

点一般意义上的“建安风骨”，而在曹操、曹植那里，“建安风骨”的具体内容，又是很不一样的。诗歌内容的这种多样性和多变性，除了时代背景和作者方面的原因外，诗歌自身的运动规律是不可忽

视的。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建安诗风也不例外。曹植诗的内容和风格就是对其父兄的变异和发展。遗憾的是刘勰论建安文学，尽管看到了诗歌内容、风格的多样性，却没有充分地注意到

“时序”的不同、“世情”的变化，以及诗人的差异、诗风的演进，因而在理论概括上，就产生了笼统、含混，甚至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理论一旦脱离了实际，那么它一定会表现出某种欠

缺和谬误。高明的刘勰也不能幸免。

    对于三曹诗的异同，前面作过比较。这里再引述陈祚明的一段话：“子建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尽变，魄力厚于子桓。要之三曹固各成绝技，使后

人攀仰莫及。”(《采菽堂古诗选》卷六)这段话以变化的眼光看待三曹，又能抓住各自的主要特点，是可取的。同时，这里的“凌厉之才”、“藻组之学”与《诗品》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又何其

相似。应该说钟、陈都准确地指出了曹植诗的两个方面的特点。

    但是，对钟嵘从“骨气奇高”和“词采华茂”两方面揄扬曹植是有不同凡响的。一般在肯定曹植“骨气奇高”时，没有顾虑，认为这正是“建安风骨”的同义语。而在涉及“词采华茂”时，却有两

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把六朝以来出现的形式主义倾向归罪于曹植。这是贬低曹植一派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另一种是褒曹(植)派的做法。为了维护曹植的“名声”，这一派不敢理直气壮地说曹植

“词采华茂”，仿佛要替他隐恶的样子。这是对建安诗歌和曹植的一种片面理解。如果只讲“慷慨”、“磊落”，那么建安诗人就只有曹操和早期的王粲等人，以及半个曹植，曹丕根本配不上。论曹植

假若只讲“骨气奇高”，不谈“词采华茂”，曹植就不是在文学史上留名的问题，他会不会被人误解成一个硬骨头的英雄，也未可知。当然这是题外话。作为一个诗人，被冠以“词采华茂”这是桂冠，

是钟嵘真心实意的称誉。文学研究工作者不应该惧怕或者瞧不起“词彩华茂”这个词。一个诗人能够“摛翰振藻”(《南齐书·丘巨源传》)，写出词采华茂的诗章，不是短处。同样的道理，对“错彩镂

金”也应具体分析。像有的人不喜欢富贵裱艳的牡丹花一样，你可以不喜欢文学上“错彩镂金”的绚烂词藻。但不能把它理解成一个贬义词。在建筑上只有能工巧匠才有错彩镂金的本领。这个词的原义

就是指雕绘工丽的建筑物。钟嵘在《诗品》卷中引汤惠休，把谢灵运的诗比作出水芙蓉，把颜延之的诗说成错彩镂金，只是说明在诗坛上颜谢“词采齐名”(《宋书·颜延之传》)而异趣，并不是要否定

颜诗。至于用“词采华茂”来形容曹植，联系他的最富盛名的《洛神赋》一类作品来理解，会感到再恰切不过了。这说明钟嵘在评价建安文学最有资格的代表人物时，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不带框框。

如果我们再玩味一番“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叶落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

啸气若兰”(《美女篇》)这种情辞柔媚的诗句，就会感到钟嵘对曹植的评价是多么中肯。

    总括以上各点的简短结论是：建安诗歌，由曹操的雄壮古直，经曹丕的嬿婉委蛇，衍变而为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不到半个世纪，诗歌创作长足发展，出现了“门户各立”、“群彦蔚起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之五)的盛况，这固然得之于曹操的右文兴化之功、曹丕的延揽俊彦之力，但曹植以其独占天下八斗的才力，对建安诗坛的贡献更不能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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