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吕南公《灌园集》卷二《谒真君殿》诗说：

   念昔魏晋间，士流罕身全。

   高人乐遗世，学者习虚玄。

     这里指出在政治斗争的激流中，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的趋向，有的消极，有的假装消极。的确，魏晋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进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统一到分裂，由意见分歧到武装冲突。所谓“天下纷争，群雄割据”。在大一统的东汉王朝瓦解以后，出现一些区域性的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分别取得地主阶级的支持，长期的互相屠杀。他们的屠杀政策不仅只是用以对待不同政权下的人民，即同一政权内部也都用它作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因此那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像王弼、何晏、嵇康、阮籍等名士，生长在这个恐怖的环境中，他们纵迹山林，作隐士，或不问世事，潜心学术，对现实社会不敢正视，企图逃避，产生“遗世”“习玄”的风尚。但是一个人生长在社会中，总是无法逃脱社会诸关系的牵制。虽然这些人想竭力做到“与人无爱亦无憎”，而实际上他们却不能没有爱憎，尽管他们“遗世”“习玄”，而有的人还不免要遭到屠杀。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不能不对各种问题表示意见。

    一、魏晋时代的历史背景和名士的党派分野

    魏晋时代的社会诸矛盾，主要的是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而引起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但统治阶级内部官僚地主和庄园地主的互相倾轧也是重要的一面。在东汉王朝时，社会上实际情形是这样的：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卷七十八，《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篇》]

这些“不耕而食”的大地主阶级，大官僚阶级，由于“膏田满野”，他们在政治上遂享有特殊的权利，像下面所说的：

   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举则必阀阅为前。[王符：《潜夫论》卷八，《交际篇》]

    夫世臣门子□御之族，天隆其祐，主丰其禄。[《后汉书》卷九十下，《蔡邕传》]

    河南尹田歆谓王谌日：  “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得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乃以种暠应诏。[同前书，卷八十六，《种暠传》]

    对世家子弟这种优越待遇，大大的阻碍了出身寒贱的优异分子参加政权，“汉家天子”有时也感到这是一个问题，章帝建初元年下诏书特别提出这一点叫臣下注意，但事实没有多大改变。直到晋人葛洪对这件事还加以指责：“汉之末世，吴之晚年，……望冠盖以选用，任朋党之华誉。”[《抱朴子》卷四，《崇教篇》]可见这种现象的发生是有其时代和社会的普遍性的。

    由于豪门的土地兼并和在政治上享有仕进的特权，使得东汉晚年社会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为黄巾，一为钩党。前者的集结是因为土地的丧失，后者的结合则是仕途的被塞。我们从灵帝初平五年(公元176年)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者，和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诏书里有“结童入学，白首空归”的话，知道这批太学生在豪门当权之下，前途是暗淡的。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得不联合起来批评朝政，争取享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至于失了土地的农民归宿无非饥饿、死亡和被迫起来反抗。《后汉书》一○八《张让传》说：

     郎中中山张钧(《汉纪》作章均)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

    同时代太学中的刘陶也说：

        当今之忧不在于此，在民有饥劳之怨……窃见比年以来，良田尽于蝗螟之口，    杼轴空于公孙之衣(《后汉书》本传作公私之求)，野无青草，室如悬罄，所急朝夕   之餐。[《后汉纪》卷二十一，《桓帝纪》]

    张钧和刘陶都认为黄巾是饥民集团，这是官僚地主对农民疯狂的作超经济剥削的结果，我们从张俭奏劾中常侍侯览“前后夺民田三百馀顷”[《晋书·食货志》]看来，不难知道这些饥民的来历是由于豪门将土地兼并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对豪门政府当然是不满意的，生活更是陷于悲惨的境地，有的地方竟发生“妇食夫”和“夫食妇”。为了争取生存，于是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便在不堪剥削和掠夺之下爆发了。东汉王朝在农民军袭击之下，惊惶失措，迅速下令赦免钩党的罪行，企图把一切地主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把原来被排斥的一些人物，重新搜罗到政府里面去，扩大了他们政权的基础。这样一来，在疯狂的屠杀中，他们镇压了农民起义。但经过这次朝野大动荡大破坏后的社会是：

       献帝……至安邑，御衣穿败，唯以野枣园采为糇粮。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同前书，卷二十二]

     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昌言·理乱篇》]

     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昌言·理乱篇》]

     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馀万家，闻本州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六，《满宠传》]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呜，生民百遗一，念之断入肠。[曹操：《蒿里行》]

    死亡和逃亡使得农民离弃了土地，  《魏志·司马朗传》说：“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田地荒废，豪门政府遂利用荒地，设立一个所谓屯田制度。屯田本非魏武所创始，不过这古老制度的复活，却是有其时代的特殊的意义，《魏志》一《太祖纪》说：“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建安十八年梁习上书曹操说：

     请]置屯田都尉二人，领客六百夫于道次，耕种菽粟，以给人牛之费。[《三国志·魏志》卷十五，《梁习传》]

这种制度成立后，使政府经济，大大繁荣起来，像：

    [邓艾]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馀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穿渠三百馀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徐]邈为凉州刺史，……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七，《徐邈传》]

    屯田制度是在土地私人占有之外出现一个国家或者说豪门政府占有的土地的形态。这就是说由于战乱而造成的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使得中央天子的官僚地主集团的经济基础不再只是建筑在私门贵胄的租税上，而取得自足的财源。现在握权鬻势的天子和现任官僚不必像桓灵时代靠卖官鬻爵的收入，致令大权傍落到阀阅之家的手中，而看人眼色。从这一点更可以了解为什么曹操背弃他几次“诏令”中的诺言而杀害高门子弟孔融，并且攻击“使豪强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见曹操抑兼并令]的政策。相忍相让的社会客观原因不存在了，高门世胄要想挟持“国家元首”已经不可能。最多也不过做到消极的不服役或不纳税，像：

     荆州郡主簿刘节旧族……掾史据白：节家未尝给徭[《三国志·蜀志》卷十二，《司马芝传》]

     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荀悦：《汉纪》]

    可是这样一来却形成了豪门政府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大族的筑坞，和政府的屯田互相对立。也就是说，屯田制度成立后，遂使豪门分裂为中央天子的官僚地主阶级和世家大族的庄园地主阶级这两大集团。皇族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与豪族地主的占有制的矛盾，它们表示了朝野贵族地主阶级的对立，形成政治上有权力的人物和社会经济上有地位的人物的分化。这一分裂和分化，使得世家大族采取与现任官吏的不合作的态度，因此产生大批隐士，造成魏晋时代希企隐逸的风气。这可以从皇甫谧的《高士传》说“箪瓢屡空”的颜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的话，证实隐遁是世家大族的战略的撤退。魏明帝时人刘靖说：

    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馀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子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夫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三国志·魏志》卷十五，《刘馥传》]

    世家大族集团连中央天子集团所办的太学都不肯进，这真逼得现任官僚集团不得不设法“延山林之人，采素士之言，以饰其政”，[《周易集解》，贲上九注引干宝曰]争取“郭外之田五十亩”的高士。但这些高士都像向秀所说：

     虚静柔顺，和而不喧，未尝求人，而为人所求。[《庄子‘逍遥游》“犹是女也。”下陆氏音义引]

    大家知道自从陈群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议请建立九品官人之法以后，要想做官先得求中正定品，[参《三国志·魏志》卷三，《夏侯玄传》]“未尝求人而为人所求”在九品中正的制度下是办不到的。政府要想拉拢这批“为人所求”的高士，就不能不修改制度，司马懿说：

     案九品之状，诸中正既未能科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品，州置大中正。[《太平御览》卷二十九引司马懿议，《通典·职官》一四总论州佐引干宝曰]

    这个修正办法倒不错，中正制还保存，只是把九品去掉。原来魏初九品官人是中正品定等第后，国家即依照这个等第授官，选举和授官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夏侯玄答司马懿说：

     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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