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使得他抛弃名士的矜持而和方士接近。所以宋吕南公《过庄子祠堂》(堂以嵇康配坐)诗说“只应叔夜轻狂辈，未是先生入室宾”，觉得他的好《老》《庄》，实在不正派，他对于《易》、《老》、《庄》这三部书的看法和方士看法是一致的。《三国·魏志·张鲁传》注引《鱼豢典略》说：“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衡)。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衡)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衡)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所谓祭酒者， 《三国·魏志·张鲁传》说：“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老子》五千言落到张角等人的手里变成了救苦救难的宝典。自然，方士们并不一定把《老子》曲解作神仙怪异之谈的，《后汉书·方术·折像传》说：“折像……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及(父)国卒，感多藏厚亡之义，乃散金帛。”多藏厚亡是《老子》五千言中语，方士们把《老子》立足在一种强固的宗教信仰上，当做教主看。又同书《方术·许曼传》说：“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术，多有显验，时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太山请命。行遇道士张巨君授予方术，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三国·魏志·方伎·管辂传》裴注引《辂别传》说：“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 《晋书·艺术·韩友传》说： “为书生，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能图宅相冢，亦行京费厌胜之术。”凡此，可证《易》在方士手中是作为占卜用的。三玄中只有《庄子》，方士们似乎不读它。惟《抱朴子·畅玄篇》说：“泰尔有馀欢于无为之场，忻然齐贵贱于不争之地。含醇守朴，无欲无忧，全真虚器，居平味淡。恢恢荡荡，与浑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与造化钧其符契。如闇而明，如浊而清，似迟而疾，似亏而盈。岂肯委尸祝之尘，释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无知之庖，舍绳墨而助伤手之工。”这段话是根据《庄子》发挥的，可见方士也读《庄子》的。《后汉书·方术·华佗传》说：“佗语普日，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耍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章怀太子注引《庄子》说：“吐故纳新，熊经鸟申，此导引之事也。”其实《庄子·逍遥篇》所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列子·天瑞篇》张湛注解说：“既不食谷矣，岂复吸风饮露哉?盖吐纳之貌。”是《庄子》所记载的“吐纳”等事，魏晋方士也奉行的。
方士手中的《易》《老》《庄》的面貌和嵇、阮心眼中的《易》《老》《庄》的形象既是一样的，因此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使得魏晋名士和方士合流起来。《世说新语·栖逸篇》说：“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郯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又说：“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日：‘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注引《文士传》说：“嘉平中汲县民共入山中，见一人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郁盛而神明甚察。自云孙姓登名字公和，康闻乃从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然叹息，将别谓日：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日：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注又引王隐《晋书》说：“孙登即阮籍所见者也，嵇康执弟子礼而师焉。”《晋书》九四《隐逸·孙登传》同，且谓“好读《易》，抚一絃琴，见者皆亲乐之”。所谓“真人”“隐者”“道士”，实际上就是方士，从阮籍期望和他讨论“栖神导气之术”，便可以证实这一点。嵇阮等名士之有方士味，还可以从另一件事看出，《阮嗣宗集》载《伏义与阮嗣宗书》说：“丰家富屋，则无陶朱货殖之利，延年益寿，则无松乔蝉蜕之变。”嵇康《游仙诗》说：“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抱朴子·论仙篇》说：“案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一本作尸解仙。”《通鉴·晋纪》安帝隆安二年琅玡人孙泰学妖术于钱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会稽王导子使元显诱而斩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人海，愚民犹以泰蝉蜕不死。”胡三省注解说：“蝉解壳日蜕，神仙家有尸解之说，言尸解登仙如蝉之蜕壳也。”陶潜《搜神后记》卷一记载一个故事说：“会稽剡县民袁相根硕二人猎……后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饷之，见在田中不动，就视但有壳如蝉蜕也。”可见嵇康的思想受到方术观念的影响。
本来魏晋时代的名士和方士间时相论难，而《周易》一书，每为论争对象。《三国魏志·方伎·管辂传》注引《辂列传》说：“父为琅玡即丘长，时年十五，来至官舍读书。始读《诗》、《论语》及《易》本，便开渊布笔，辞义斐然。于时黉上有远方及国内诸生四百余人皆服其才也。琅玡太守单子春雅有材度，闻辂一黉之隽，欲得见辂。父即遣辂造之。大会宝客百余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辂问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贵之姿，辂既年少胆未坚刚。若欲相观，惧失精神，请先饮三升清酒，然后而言之。’子春喜之，便酌三升清酒，独使饮之。酒尽之后，问子春今欲与辂为对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日：‘吾欲自与卿旗鼓相当。’辂言始读《诗》《论》《易》本，学问微浅，未能上引圣人之道，陈秦汉之事，但欲论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别传》魏晋文士多好为之，材料多出于俚巷传说，不尽可信。但名士与方士彼此间确有关涉，证以晋司空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世说新语》，《排调篇》，注引《中兴书》]，及《晋书》卷八○《王羲之传》说：“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的话，知自嵇阮以后，名士大都方士化了。
名士方士化的趋向，使得魏晋时代产生一种新的东西，这就是高士、孝子、鬼神故事的流行。嵇康、阮籍等人在政治上和政府官僚对立，他们提出，“尽孝”来反对“尽忠”，孝子成了他们理想中的人物。而高士是名士的晶洁人格的提炼，鬼神是方士职务上的投靠。所以这类故事的产生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假如说：具备了人物和故事两方面，我们可以叫它是小说，那么，“高士”“孝子”“鬼神”将是魏晋小说的人物类型，而故事的特征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异。鬼神是异人，高士、孝子是异行。这种上不同于秦汉，下不同于唐宋的故事，不能不说是名士的方士化的结果了。沈约《宋书·藏焘·徐广·付隆列传论》说：“自魏氏应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书尽矣。”的确不错，在这百余年是“人重异术”的啊。这种好异的社会风尚，是产生志怪小说的历史根源。而它(志怪小说)则是魏晋时代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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