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的后果问题;这是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人都不会不考虑的。因为被假托的只可能是梁朝或陈朝的妃子，他的假托只能有两种方式:第一，假托为当朝妃子:书编于梁朝，就假托为梁朝的，编于陈朝，就假托为陈朝妃子;第二，假托为前朝妃子，但那只有书编于陈朝才行——书中既收入了萧纲、萧绎的诗，就不可能假托为宋、齐的妃子所编。
先看此种行为在梁代会出现什么后果。据《陈书·徐陵传》，他在简文帝即位前就出使北朝，到梁元帝死后才回南朝;而此书当然不可能编于北朝。所以，如此书之编辑和假借妃子名义在于梁朝，就只能在梁武帝时。
梁武帝是个关心文事的皇帝，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又颇复杂。《梁书·徐传》载:王（即简文帝，当时为晋安王。——引者）入为皇太子，（摛）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即梁武帝。——引者）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领军朱异不悦，谓所亲曰:“徐叟出入两宫，渐来逼我，须早为之所。”………
梁武帝对“春坊”——太子属官的文体也加以关心，倘有自己妃子所编的“艳歌”在外传播，岂有不加注意之理?加以朱异是梁武帝的宠臣，徐陵是徐的儿子:朱异既要打击徐，对其儿子徐陵这种假托妃子名义传播“艳歌”的事岂会不加以举报?何况梁武帝又崇信佛教，倡导节俭，“身衣布衣，木棉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五十外便断房室”，其后宫“袆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洒，不听音声”（《梁书·武帝本纪》）。徐陵既假托其妃子的名义，传播“艳歌”（尽管其中也有梁武帝的作品，但很多作品都较武帝诗远为绮艳），又大肆宣扬其生活的豪奢、靡丽，什么“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帘以玳瑁为押”，什么“亦有颍川、新市、河间、观津，本号娇娥，曾名巧笑”。所有这些，全都成了对武帝的诬蔑、诽谤;这跟其父亲的仅仅文体新异，是完全不同的事，武帝岂能容忍?如果徐陵神智正常，他在梁朝绝不敢以妃子名义撰录“艳歌”，并写这样一篇序;倘使他这样做了，必然引起严重后果。而从目前资料来看，也未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此书决非徐陵在梁代假借妃子的名义所编。
那么，在陈代又如何呢?这就必须结合徐陵在陈代的整个处境来看。 如上所述，徐陵于太清二年（548）出使北朝，敬帝绍泰元年（555）始还。其时梁尚未亡，大权分操于其大臣王僧辩、陈霸先之手，徐陵甚为王僧辩所信用。既而陈霸先袭杀王僧辩，任约等率军反对陈霸先，徐陵“感僧辩旧恩，乃往赴约”（《陈书·徐陵传》），也即参与了任约的军队，与陈霸先为敌。结果是任约等失败，霸先取代梁朝，成了陈朝的开国皇帝。只是霸先很有策略，任约等失败以后，“其与任约……同谋，一无所问”（《梁书·敬帝记》）。徐陵遂由陈霸先的反对派转而依附陈霸先。虽然霸先父子对徐陵都还看重，但他既有此一番经历，自然不得不小心谨慎24 ，而又表现得对陈霸先父子——陈武帝、陈文帝——特别忠心耿耿，以免被认为消极怠工或心存不满。但不料因此又得罪了陈文帝弟弟安成王陈顼。那是在陈文帝天嘉六年（565），徐陵任御史中丞，“时安成王讳（即陈顼。——引者）为司空，以帝弟（文帝之弟。——引者）之尊，势倾朝野。直兵鲍僧假王威权，抑塞辞讼，大臣莫敢言者。陵闻之，乃为奏弹，导从南台官属，引奏案而入。世祖（文帝）见陵服章严肃，若不可犯，为敛容正坐。陵进读奏版，时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视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书监。”（《陈书·徐陵传》）当时陈顼任司空、侍中、中书监，徐陵把他的侍中、中书监都搞掉了。照理说，以徐陵的身份、地位及其对死去的皇帝的灵座侠御人应穿吉服抑凶服的问题都不敢坚持己见的情况来看，他是不可能贸然去与“势倾朝野”的皇帝弟弟为敌的，而这位御弟按理也不会惧怕徐陵;但在当时，陈顼竟“仰视世祖，流汗失色”，而徐陵竟“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是否文帝见陈顼权柄太重，怕其日后对皇太子不利，示意徐陵出来弹劾，这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无论徐陵弹劾陈顼有无背景，这使他又一次站错了队。次年文帝去世，太子奉业即位，陈顼与刘师知、到仲举共受遗命辅政，陈顼“拜司徒，进号骠骑大将军，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25 。陈顼玩弄手段，除掉了刘师知、到仲举和其他忠于皇帝奉业的大臣，同时，把徐陵调到了他直接管理的尚书省，任吏部尚书。徐陵对此自然心中有数，他自己说:“吾伏事天朝（指陈朝。——引者），本非旧隶。殿下（即陈顼）殊恩，远垂荐拔。故常战战，甘心痛谨，庶其愚老，无负明据。”（《徐孝穆集笺注》卷二《与顾记室书》）他任尚书后不久，有一次尚书官属大会，经常酗酒的陈暄（梁朝名将陈庆之之子）进来捣乱，徐陵“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举止自若”（《南史·陈庆之传》附《陈暄传》）;然后陈暄就写匿名信攻击徐陵。其结果见于徐陵自述:“圣朝明鉴，悉知虚罔，唯云吾取徐枢为台郎，南司检问，了不穷推，承训劾为信言，致成堕免（“训”，指来自高层的指示，但不包括皇帝的命令，寒山赵氏《玉台新咏》卷八刘遵《王训奉和，率尔有咏》诗可证;所以，徐陵受到这一打击，其背后似有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在主持）。此事冤枉，天下所无。”（《与顾记室书》）此事似不见于史籍，而从“致成堕免。此事冤枉，天下所无”之语看来，徐陵似受到了免去吏部尚书的处分。所以，他在信中向顾记室分诉了冤枉后，又请这位与他关系颇为密切的记室向“殿下”表达其愿意依附的意图:“殿下德高两献，风美二南，亿兆归心，衣冠有托。久愿通启披诉圣明，伏见军戎多务，所以不敢祈冒。弟（指顾记室。——引者）与吾游眷，亟回星纪，故人有此，宁不矜叹邪?侍言有便，云何且为启闻。一蒙神鉴，照其枉直，方殁幽壤，无恨灰坏。伏觐谒帝承明，绪言多次，服矜遗老，曲赐湔濯。……吾得方辞武骑，永附梁宾。”这既 是向陈顼求饶，又是表示忠心。上引文字的末二句尤为明白:司马相如曾为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不得意，遂去依附梁孝王，孝王为景帝之弟。这里以景帝与梁孝王的关系喻陈文帝与陈顼的关系，意为只要你肯接纳我，我从此就不再为文帝尽力（也即不维护其儿子的皇位），而永远尽忠于你了。陈顼接受了他的降表，他也就参与了陈顼篡位的密谋，这也就是《陈书·徐陵传》所说的“废帝即位，高宗（陈顼）入辅，谋黜异志者，引陵预其议”。也正因此，他不仅免去了处分，陈顼即位后他还升为尚书右仆射。但到太建三年（571），在陈顼（即陈宣帝）要命他为尚书左仆射时，他就一再辞让，要宣帝任命其旧部下和“帝乡贤戚”。由于宣帝硬要他做，他才勉强接受了下来，但不久又被免去了26 。
总之，徐陵在陈朝的地位相当微妙，而他自己也处处小心，“战战”，又哪敢去僭用当朝妃子名义，编什么艳歌呢?再说，攻击他的陈暄实是个“文才俊逸”的才子，社会关系也很广，而且跟陈顼的儿子叔宝（即陈后主）有交往，陈顼即位后，叔宝为太子，“引（暄）为学士”（见《南史·陈暄传》）;假如徐陵在被陈暄攻击前就曾僭用妃子名义编纂艳歌，陈暄不容不知，自当以此作为徐陵的主要罪行，而不会仅以徐陵“取徐枢为台郎”来定罪了。而在经过陈暄的攻击（何况其背后还有一位高层人士在主持）之后，他何敢再做此等事情?
至于徐陵在陈朝而僭用梁朝妃子的名义来编书，那也会产生另一个大问题:倘非对本朝心怀不满，对梁朝念念不忘，何以要用梁代妃子的名义造作此书，广为传播?
所以，徐陵以梁或陈朝妃子名义来编《玉台新咏》，实在是不可能的事;而且迄今为止，从无任何历史文献说此书为徐陵假托妃子名义所编，而只说是徐陵所编。而《玉台新咏》为徐陵编的记载既为徐陵自己的《玉台新咏序》所否定，我们自应承认徐陵自己的关于此书为一位妃子所编的叙述。
三
现在进而考察在梁、陈二朝妃子中有谁能与《玉台新咏序》所述妃子的情况相应。从《梁书》《陈书》的《皇后传》（均附嫔妃传）及《南史·后妃列传》及其他史籍的相关记载来看，梁、陈二代能与此相应的，只有陈后主的张贵妃——张丽华。所以，倘无新的史料发现，则在目前定此书为张丽华所纂辑似较为妥当。
为了便于将张丽华的情况与《玉台新咏序》所述相对照，先引《陈书·皇后传》中涉及张丽华的于后:
后主张贵妃，名丽华，兵家女也。家贫，父兄以织席为事。后主为太子，以选入宫。是时龚贵嫔为良娣，贵妃年十岁，为之给使，后主见而说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后主即位，拜为贵妃，甚被宠遇。……后宫等咸德之，竞言贵妃之善，由是爱倾后宫。……至德二年，乃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并有宠，递代以游其上。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 等为女学士。后主 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诸贵人”中当包括张贵妃）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而张贵妃发长七尺，鬓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惠有神采，进止闲暇，容色端丽。每瞻视盼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 以此来与《玉台新咏序》所写的丽人相对照，那么，第一，《序》中“丽人”的美丽才慧、工诗赋，均与此相合。第二，张贵妃在妃子中最受宠爱，与《序》中“璧台之上”语合，璧台是周穆王的“上姬之长”盛姬所居，见《穆天子传》。又，张贵妃备受宠爱，也与“至若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之语相合。第三，张贵妃于十岁入宫，与《序》中“生小深宫”语相应。第四，后主宫中美女甚多，而“后宫等”“均言贵妃之善”，与《序》中所述“亦有颍川、新市、河间、观津，本号娇娥，曾名巧笑”而均推崇“丽人”的记载，也可互相发明。同时，正因有不少具有文学才能的美人，故《玉台新咏》编成后可“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手”。第四，《序》中“五陵豪族，充选掖庭;四姓良家，驰名永巷”的后一句是说丽人像“四姓良家”似地“驰名永巷”。“良家”是指平民，这在《辞海》中就可查到;至于“驰名永巷”的“四姓良家”，当指西汉时的四个出身于平民的皇后:文帝窦皇后、景帝王皇后、武帝卫皇后、宣帝许皇后（赵飞燕也是出身平民而成为皇后的，但结局不好，故不计;卫皇后虽也被赐死，但宣帝是其所生太子的孙子，宣帝即位就给她平反，恢复了她的封号并受到尊崇）。《序》中以这“四姓”相拟，一面固然有颂美其可为皇后之意，同时也意味着她是平民出身。至于“五陵豪族”，是说西汉时被安排在五陵居住的人们。他们皆是大官、富人、豪杰之流，见《文选·西都赋》“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等句及李善注。张贵妃家虽是平民，又非富人，但既是“兵家子”，当可勉强列入“豪杰”一类，故赞其出于“五陵豪族”也无不可。
由于《玉台新咏序》中的“丽人”与张丽华存在这么多的共通点，而在梁、陈两代的妃子中并无别人可与这位“丽人”相比附，所以，张丽华很可能就是《玉台新咏》的编者。
关于此点，在这里还可举一旁证:《玉台新咏》收入徐陵的诗，于作者均称“徐孝穆”（徐陵字孝穆），不称徐陵;按照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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