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这是对徐陵的尊重。而作为徐陵先辈、而且是著名文人的沈约、江淹，地位远在徐陵之上的武陵王萧纪、邵陵王萧纶，则全都称名。为什么要对徐陵如此尊重呢?明末赵均的解释是“经其子姓书”（崇祯寒山赵氏刊本《玉台新咏》赵均《跋》），也即传世的《玉台新咏》是经过徐陵的后人的抄录而传之于世的，因为当时儿子辈不应直书徐陵之名，所以写作孝穆。此说也为纪容舒撰《玉台新咏考异》等所信从。但这其实是说不通的:《玉台新咏》卷首的序明明写作“徐陵撰”，《玉台新咏》卷十还收有何曼才《为徐陵伤妾》诗;既然《玉台新咏》是经过徐陵子姓的抄写而传之于世的，他们在抄写徐陵序和何曼才诗时为什么又不避讳而直接写作“徐陵”了呢?所以，此书中徐陵诸诗的作者署“徐孝穆”，实在并不是由于“经其子姓书”，而是此书编者对徐陵的尊重。但编者并非徐陵子姓，并无避讳“陵”字的必要，自己固然称之为“孝穆”，却没有义务把别人作品中的“徐陵”也改作“徐孝穆”; 至于徐陵的《序》是徐陵自己写了给编者的，在写作时当然自署“徐陵撰”，对此类序跋，在原本（与传写或刊刻之本相对而言）中例皆保留其手迹以取信，后人据原本抄写时自然也照样写作徐陵，而不会去把它改作“徐孝穆”。但倘若是别的妃子所编，就不会对徐陵如此尊重;张丽华则因徐陵是陈后主在做太子时的太子少傅（见《陈书·徐陵传》），对其特加尊重，自为理所宜然。所以，书中徐陵诸诗之署徐孝穆，一则进一步证明了此书绝非徐陵所编（世上断无如此妄人，在编书时对地位、辈分、名望远高于自己的作者皆称名，却对自己称字），再则也是此书系张丽华所编的有力旁证。
四
不过，近代以来，研究者对《玉台新咏》的版本几乎已达成共识。这种在版本上的流传甚广的看法与对于《玉台新咏》编者的上述推测是正好对立的。所以不得不就版本问题再作些说明。
如本文开头所述，一般认为《玉台新咏》的版本以崇祯寒山赵氏刊本为最好。该本载有永嘉陈玉父嘉定乙亥十月旦日《后叙》，云:
右《玉台新咏集》十卷，幼时至外家李氏，於废书中得之，旧京本也。宋失一叶，间复多错谬，版亦时有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获。嘉定乙亥在会稽，始从人借得豫章刻本，财五卷，盖至刻者中徙，故弗毕也。又闻有得石氏所藏录本者，复求观之，以补亡校脱，于是其书复全，可缮写矣。……是岁十月旦日书其后。永嘉陈玉父。
世遂以为寒山赵氏刊本即自南宋陈玉父本出。至其异于他本者，则赵均于其所刊本《跋》（崇祯六年）中云:今案刘肃《大唐新语》云:梁简文为太子时，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晚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凡为十卷，得诗七百六十九篇。世所通行，妄增又几二百。惟庾子山《七夕》一诗，本集俱阙，独存此宋刻耳。虞山冯已苍未见旧本时，常病此书原始梁朝，何缘子山厕入北之诗，孝穆滥擘笺之咏?此本则简文尚称皇太子，元帝亦称湘东王，可以明证。惟武帝之署梁朝，孝穆之列陈衔，并独不称名，此一经其子姓书，一为后人更定无疑也。得此始尽释群疑耳。……故今又合同志中详加对证，……东宫之令旨还传，学士之崇尊斯在。窃恐宋人好伪，叶公惧真，敢协同人，传诸解士，矫释莫资，逸驾终驰焉耳。
赵均所述，学者多信之，故以为其所刊《玉台新咏》优于一切“俗本”。
但在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大唐新语》此说是否可信。根据现有资料，在刘肃以前无人说过《玉台新咏》是梁简文帝命徐陵所编。刘肃是唐元和间人，距陈亡已二百年，书中又未就此说所自作出任何说明，其说本不可轻信。何况赵均所引、流行于明末的这部《大唐新语》实是在明代后期才出现的、来路不明的《唐世说新语》，属于小说家，而非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史类的刘肃《大唐新语》。27 《唐世说新语》虽也署刘肃撰，但在明代以前从未见于著录，其书不出于刘肃可知。出自此类书籍的并无任何论证、又不提出任何确凿资料依据的片言只语，实不宜作为学术研究的定论。第二，寒山赵氏刊本与陈玉父本的关系究竟如何。在赵均以前的文献中似并无关于陈玉父本《玉台新咏》的记载，赵氏刊刻之后似也无人对陈玉父本的情况作过较具体的介 绍，更不知其流落何所28 。而在崇祯六年，明人伪造古本的风气已经形成，如五卷本与十二卷本《东坡志林》、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皆真伪杂糅之本29 。所以，即使真有嘉定陈玉父本，此本与寒山赵氏刊本是否一致（尤其是是否称梁简文帝为“皇太子”、梁元帝为“湘东王”），也还是问题。第三，假定寒山赵氏刊本与所谓陈玉父本完全一致，对陈本应如何评价也必须认真考虑。前引赵均跋，于引《大唐新语》“乃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语后接以“凡为十卷，得诗七百六十九篇。世所通行，妄增又几二百”。因当时无新式标点，读者在读此文时往往误以为“得诗七百六十九篇”云云亦为《大唐新语》所原有，并进而以为通行本《玉台新咏》较寒山赵氏本《玉台新咏》所多出的“几近二百”篇诗皆出于“妄增”，那自然会认为寒山赵氏本最好了。但在实际上，赵均所引《大唐新语》之语出于该书卷三，原文只至“以大其体”止，以下皆为赵均之语。那么，赵均说《玉台新咏》“得诗七百六十九篇”究何依据?说通行本多出的“几近二百”皆是“妄增”，又拿什么来证明?所有这一切，全是没有根据的臆说。换言之，寒山赵氏本的底本（假定其确有底本）比通行本《玉台新咏》少诗“几近二百”，到底是该本已经缺失甚多，少掉了应该有的将近二百首诗，抑或通行本多出的“几近二百”之诗系后人“妄增”，实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在这三个问题中，最根本的乃是《大唐新语》关于《玉台新咏》的记载是否可信。我认为，此说并不可靠。第一，如前所说，出于此书的片言只语，不足以为定谳;第二，《大唐新语》说《玉台新咏》的编纂是因梁简文早年好作艳诗，“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新咏》以大其体”，就与唐代李康成《玉台后集》所言“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仕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两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转引自宋刊袁本《郡斋读书志·前志》卷四《总集·玉台新咏》条）相违戾，更与徐陵《玉台新咏序》中此书乃一妃子“撰录”之说直接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自应以徐陵之说为正;第三，此书若为梁朝人所编，就不该选入梁武帝之诗。因为，在选以前必须要品评，以确定哪些应选入，哪些不必或不应选。但臣子怎可品第皇帝的作品，怎可向人暗示皇帝的哪些诗写得不怎么样，没有入选资格。何况其中还收入了徐陵的诗，那不意味着徐陵的诗足以与梁武帝被收入书中的诗并驾齐驱，并比未被收入书中的武帝之作优越吗?倘若此书真是徐陵在梁代——并且是武帝在世时——所编，他不要身家性命了么?这样的事，不要说徐陵，就是梁武帝的太子——昭明太子萧统也不敢做。梁昭明太子所辑《文选》，虽在《序》中说是“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尔”，但对于“圣代”——梁朝，仅选了江淹、沈约等的作品，却没有一篇梁武帝的诗文。而无论在当时或后世，从没有人认为昭明太子看不起他父亲的诗文，这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朝皇帝的诗文是不能选的。直到清朝，虽然康熙、乾隆的《御制文集》都一大堆，但清朝人的诗文选集可有选入他们的作品?《玉台新咏》既收入了梁武帝的诗（何况还有简文帝和元帝的），其不出于梁代可知。
《玉台新咏》既不出于梁代，又怎会称简文帝为“皇太子”、元帝为“湘东王”?寒山赵氏刊本（或者再加上其底本陈玉父本，假如赵本确是陈本的忠实翻刻本的话）的此种题署，显系后人伪造。
赵本（或再加上其底本）既伪造了这类题署，又较通行本《玉台新咏》少掉了将近二百首诗，那么，它较通行本的优劣究竟如 何，还不值得重新研究么?这里顺便为此种研究举一个小小的例证: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杂体，则有……《盘中》（原注:《玉台集》有此诗，苏伯玉妻作，写之盘中，屈曲成文也）。”严羽所见《玉台新咏》自是宋本;但寒山赵氏本却将《盘中诗》作为晋傅玄的诗，倒是属于通行本的嘉靖郑玄抚刊本将《盘中诗》作为汉代苏伯玉妻之诗。然则何者近真，实在值得深长思之。
最后，说一说《玉台新咏》编者署名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的《玉台新咏》的明、清刊本均署徐陵撰，国内现存的《隋书·经籍志》以下诸目录也均如此。但据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著录，《玉台新咏》却是徐瑗撰。藤原佐世此书编于日本宽平（889—898）年间，大致相当于我国唐昭宗（888-904在位）时，其所著录的书籍，都是此前由中国传入日本的。然则我国唐昭宗以前传入日本的《玉台新咏》，实有一种是题作“徐瑗撰”的。当然，《隋书·经籍志》的编纂早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按照一般看法，其所著录似应较后者可信，从而后者的“徐瑗”很可能是“徐陵”之误。但如前所述，《玉台新咏序》既已明言此书为一妃子所“撰录”，徐陵于此书自不可能再署“徐陵撰”;自梁、陈以至隋唐的士人又还不至于看不懂骈文，也不至有人代为添上“徐陵撰”的字样;是以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徐瑗撰”实较《隋书·经籍志》等的“徐陵撰”为合理。何况《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不仅编纂甚早，现尚存留于世的此书日本大和室生寺旧藏抄本（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乃是平安末期的古抄本（现在所见此书的各种版本皆从此本出），其版本的来源也甚古。所以，倘无确切的证据，实不应以“徐瑗撰”与显为后人所窜改的“徐陵撰”的著录相矛盾而加以否定。
关于《玉台新咏》著录中的“徐陵撰”实为后人篡改这一点，还有三条旁证:一、唐末李康成撰《玉台后集》，却称自己之编此书为“以续陵序编”30 ，由“陵序编”（意即徐陵撰写序言的书，“编”在这里作名词用）之语，可知他当时还只知道（或只相信）徐陵是为《玉台新咏》写序的人，而不知（或不信）他是《玉台新咏》的编者，否则自应说“以续陵编”。二、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介绍“玉台体”说:“《玉台集》乃徐陵所序，汉魏六朝之诗皆有之。”此一介绍显为未见《玉台新咏》者而设;其介绍“选体”就无此类词语。但既是向未曾见过此书的人介绍，自应告诉他们此书是谁所编，那么，他何不说“乃徐陵所撰”，却要说“乃徐陵所序”?三、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在涉及《玉台新咏》时也说:“徐陵所序《玉台新咏》十卷，皆《文选》所弃余也。六朝人少全集，虽赖此书略见一二，然赏好不出月露，气骨不脱脂粉，雅人壮士，见之废卷……”（《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后村先生大全集》173卷）刘克庄如知道（或相信）此书是徐陵所编，书既被他编成了这个样子，自应首先归咎于他的纂辑，然则刘克庄何以不说“徐陵所编《玉台新咏》”如何不好，却要说“徐陵所序”呢?
由此看来，不但唐代的李康成，而且连南宋末的严羽和刘克庄也都不知道（或不相信）《玉台新咏》为徐陵所编。换言之，人们普遍认同《玉台新咏》为徐陵编乃是相当晚的事，这也意味着“《玉台新咏》为徐陵撰”之说乃系后出。否则，为什么从李康成到严羽、刘克庄都不知道或不相信此书为徐陵所编呢?至于李康成之不说“以续瑗编”，严羽、刘克庄之不说其为“徐瑗撰”，当是因“徐瑗”之名不仅为一般读者所不了解，他们自己也并不了然，甚或已怀疑其并非真名，是以都只突出其为徐陵所序这一点。
不过，“《玉台新咏》为徐陵撰”之说的 开始出现，也不会迟于宋代。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已将其归于徐陵名下，其书且有宋刊本传世。他在作这样的著录时有何依据，是否存在对前人记载的误解，今均已不得而知。但就严羽、刘克庄都只说此书“为徐陵所序”这一点看来，这在当时恐还是一种影响不大的新说。——今本《新唐书》也有宋本。但百衲本《新唐书》虽说是据宋嘉祐本影印，而《艺文志》中著录《玉台新咏》的一页却非嘉本31 。所以，今所见本《新唐书·艺文志》的以《玉台新咏》为徐陵撰，是修志者的原文抑或后人的篡改，现也已不得而知了。
总前所述，由于《玉台新咏序》对此书乃妃子“撰录”已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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